我们约在医院附近的咖啡馆，一个隐蔽的角落。

母亲比在医院时显得更疲惫，眼镜被取下放在桌上，她用手按着太阳穴。“你父亲逼你捐献，是吗？”

“他向来如此。”我搅拌着咖啡，“如果我不答应，就断绝父子关系。老套路了。”

“你不能捐献，林深。”母亲突然说，声音急促。

我抬头看她。“为什么？你也是医生，应该知道这是救人的事。”

“正因为我是医生，我才知道风险！”她压低声音，“而且…有些事情你父亲从没告诉过你。”

“比如你当年为什么离开？”

母亲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然后她深吸一口气，从包里拿出一个老旧的皮夹，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一个小男孩，背景是游乐园。女人笑容灿烂，男孩大概三四岁，手里拿着气球。

“这是你和你妈妈？”我问。

“这是我，和你。”母亲的声音在颤抖，“那时你四岁，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游乐园。一个月后，我就离开了。”

“为什么？”

母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你知道林轩比你小八岁，对吧？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父亲和我离婚一年后，他就再婚了。然后几乎立刻就生下了林轩？”

我皱眉。“所以呢？”

“林轩是足月出生的。”母亲直视我的眼睛，“这意味着，在你父亲和我还在一起时，他就已经和王莉有关系了。而且，当时王莉已经怀孕。”

咖啡杯在我手中微微一晃，几滴液体溅到桌面上。

“我…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那时你才十岁。”母亲苦笑，“我本来想带你走，但你父亲不同意。他说如果我要走，就必须净身出户，而且放弃抚养权。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拿什么和他争？”

“那之后你为什么没联系我？”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憋了十五年。

母亲的眼泪终于掉下来。“我联系过，林深。我每个月都给你寄信，寄礼物。但你父亲从不让你收到。我试图去看你，他报警说我骚扰。后来，我考上了医学院，边工边读，我想着等我有了稳定的工作，有了经济能力，就能把你接过来…”

“但你从没来。”

“我错了。”母亲擦掉眼泪，“我以为你在那个家至少能得到物质上的保障。我不知道他对你…”

“他不知道我是他亲生的？”我突然问。

母亲猛地抬头，眼神震惊。“你怎么会这么想？”

“只是一种猜测。”我移开目光，“他总是偏袒林轩，对我很严厉。有时候我想，也许我不是他亲生的，他才会这样对我。”

“不，你是他亲生的。”母亲肯定地说，“但你不是他期待的儿子。我是他父母安排的婚姻，他从未爱过我。而你，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选择。林轩不同，林轩是他和心**生的孩子。”

咖啡馆里放着轻柔的音乐，周围是低声交谈的人们，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里的暗流汹涌。

“所以，我不能捐献骨髓，因为林轩是父亲背叛你的证据？”我问。

“不！”母亲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又迅速压低，“我不能让你冒险，因为你是我的儿子。骨髓捐献有风险，尤其是对捐献者来说。而且…林深的病，也许不完全是偶然。”

“什么意思？”

母亲犹豫了一下。“我是血液科医生，见过太多病例。林轩的白血病类型…有些罕见特征。我怀疑和他的某些生活习惯有关，甚至可能和家族遗传有关。我需要更多检查，但你父亲拒绝让我参与治疗。他找了别的医生，坚持要尽快移植。”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也许有别的治疗方案，也许不需要你捐献骨髓。”母亲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凉，“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调查一下。在这之前，不要同意捐献。”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恳求，有愧疚，有母爱。十五年来，我第一次在一个人眼中看到如此清晰的、对我的在意。

“我需要考虑。”

“林深，求你…”

“我需要考虑。”我重复道，抽回手，“如果林轩真的需要我的骨髓才能活，而我不给，那和我父亲当年抛弃你有什么区别？”

母亲愣住了。

“我会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我站起来，“但手术同不同意，什么时候做，由我决定。不是我爸，不是你，是我。”

走出咖啡馆时，我感到一种奇特的平静。也许是因为终于知道了部分真相，也许是因为第一次真正为自己做出了决定。

但平静没有持续太久。

第二天去医院时，父亲和继母已经在医生办公室等我。父亲身边还站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这是张律师，”父亲介绍，“他会处理捐献相关的法律文件。”

“法律文件？”

“捐赠同意书，以及一些免责条款。”张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文件，“林先生，请仔细阅读，特别是第七条和第十二条。”

我接过文件，快速浏览。标准同意书，但第七条的表述有些模糊：“捐献者理解并接受骨髓捐献可能产生的所有风险和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短期和长期健康影响…”

第十二条则让我心头一沉：“捐献者确认本次捐献为自愿无偿行为，不要求任何形式的补偿或回报，并放弃因捐献行为对受捐者及其家属提出任何法律主张的权利。”

“这是什么意思？”我指着第十二条。

“标准条款，”张律师推了推眼镜，“确保捐赠不会在未来产生法律纠纷。”

“也就是说，如果手术中出现意外，我或我的家人不能起诉你们？”

父亲皱眉：“林深，你想到哪里去了？这只是法律程序。”

继母插话：“林深，你放心，手术很安全。医生说了，对健康人来说，捐献骨髓就像献血一样简单。”

“如果真的那么简单，你为什么不让爸捐？”我脱口而出。

办公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继母的脸瞬间苍白，父亲的表情变得阴沉。“我不匹配，”他咬牙说，“如果匹配，我当然会捐。”

“是吗？”我看着父亲，“我记得去年体检，你的健康状况良好。即使不匹配，还有半相合移植，父母有一半的概率可以…”

“够了！”父亲猛地拍桌，“林深，我不是来和你讨论医学的。签字，然后去做检查。这是你作为哥哥的责任！”

我看向那份文件，又看向父亲愤怒的脸，继母恳求的眼神，还有律师面无表情的脸。

“我需要咨询我的律师。”我说。

“什么？”父亲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说，我需要咨询我的律师，才能签署法律文件。”我把文件放回桌上，“这是我的权利，不是吗，张律师？”

张律师尴尬地点头：“是的，捐赠者有权在任何文件上签字前咨询法律代表。”

“那就等你咨询完再签。”父亲站起来，压抑着怒火，“但检查今天必须做。医生在等了。”

检查比我想象的更繁琐。抽血、X光、心电图、骨密度测试…一套流程下来，已经过了中午。最后一项是骨髓穿刺检查，医生需要从我的髂骨抽取少量骨髓样本，评估我的造血功能。

“会有些不适，但我们会用局部麻醉。”护士温和地说。

躺在检查床上，我感到一种荒谬的平静。如果此刻我起身离开，会怎样？父亲会勃然大怒，继母会崩溃，林轩可能会死。

但如果我同意，会发生什么？手术成功，林轩康复，我回到自己的生活，继续做那个永远被忽视、被要求付出的长子？

还是手术失败，我承担后遗症，而父亲只关心林轩有没有恢复？

针头刺入皮肤的瞬间，我想起了母亲的话：“我不能让你冒险，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检查结束，我脸色苍白地走出检查室。父亲在门外等我，看到他，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爸，我的主治医生是谁？”

“沈主任，”父亲说，“她是这方面的专家。”

“沈主任全名是什么？”

“沈静，怎么了？”

原来父亲知道。他知道主治医生是我的亲生母亲，却从未提起。也许在他看来，这根本不重要。

“没什么。”我摇摇头，“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一两天。如果没有问题，周三手术。”父亲看看表，“我还有事，你先回去吧。保持手机畅通。”

他转身离开，甚至没有问我感觉怎么样。

走出医院，手机响了。是公司同事小王。

“林哥，你那边怎么样了？需要帮忙吗？”

“还在检查阶段。项目怎么样？”

“有点麻烦，”小王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客户对新的方案不满意，苏总有点着急。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不确定。”我看着医院大门，“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挂断电话，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我真的要请假做手术，我的工作怎么办？项目怎么办？我的职业生涯怎么办？

但父亲显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在他眼中，没有什么比林轩的生命更重要——包括我的人生。

晚上，我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我是沈静。检查结果明天出来，我们能再谈谈吗？有些事情，我觉得你应该在签字前知道。”

我回复：“关于林轩的病？”

“是的。还有关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