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对着老槐树许愿。“让我孙子回村看看吧。

”“女儿说今年中秋一定回来。”“我想再见见小时候的玩伴。”直到有一天，

所有离乡的年轻人突然集体返乡。他们眼神空洞，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我们回来了，

再也不走了。”村东头的老槐树，怕是比村里最年长的李老倌还要老上几辈。

它的皮皴裂得厉害，一道摞一道，深得像时光刻下的刀痕。枝叶却还顽强地蓊郁着，

投下好大一片荫凉，只是那绿，也透着一股子沉郁。槐树底下，如今是白石村最热闹，

也最寂寥的地方。日头慢吞吞地挪过屋檐，把细碎的光斑筛在几个蜷在马扎上的老人身上。

王阿婆眯缝着眼，手里纳着一只显然过大了的鞋底，针脚有些凌乱。她抬起头，

望了一眼村口那条像灰带子一样甩出去、最终消失在岭子外的水泥路，轻轻叹了口气。

这口气还没落到地上，就被旁边李老倌旱烟袋里喷出的更浓浊的烟气给裹挟了去。

“对着这老槐树啊，心要诚，”李老倌没看谁，像是说给树干听，

嗓子眼里带着风箱的呼哧声，“它灵着呢。我小时候，我爷爷就说，它听过几辈人的念想了。

”坐在另一头的赵老太，瘪着嘴，手里无意识地捻着一根枯草茎。她儿子去年过年又说忙，

没回来。儿媳在电话里说，城里节奏快，压力大，小孙子的补习班一节都不敢落。

她不懂什么叫节奏，什么叫压力，她只知道，院子里的那棵枣树，又结了一地的枣子，

烂在地上，也没人打。静默像黏稠的糖浆，糊在几个老人中间。

只有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刮得人耳膜和心尖子都痒。忽然，

王阿婆把鞋底往怀里一揽，双手合十，枯瘦的手指绞得很紧。她朝着老槐树深深弯下腰，

额头几乎要碰到膝盖，

用一种带着哭腔的、颤抖的嗓音喃喃：“老槐树啊老槐树……我不求别的，就求求您，

让我家强子……回村来看看吧。就一眼，让我看看他是胖了还是瘦了……三年零四个月了，

他就只在手机那个小方框里跟我笑……我……我快记不清他真模样了……”她的声音低下去，

变成压抑的呜咽，肩头微微耸动。那呜咽像是一根引信。赵老太猛地抬起头，

混浊的老眼里泛起水光。她也转向老槐树，

嘴唇哆嗦着：“我闺女……我闺女她说今年中秋一定回来，一定……老槐树，

您可得帮我记着，让她……让她一定买上票啊！我腌了她最爱吃的咸鸭蛋，

都流油了……”接着是孙老汉，他佝偻着背，声音含混：“根娃……二妞……他们小时候，

就在这树下滚……滚铁环……我想再见见……见见那时候……”李老倌磕了磕烟袋锅，

灰白的烟灰簌簌落下。他没许愿，只是用那双看尽了沧桑的眼，

深深地望进老槐树虬结的枝干深处，仿佛在确认一个古老的契约。风来了，

吹得槐树叶哗啦啦一阵响，那声音不似往常，低沉沉的，像是无数窃窃私语在回应，

又像是无声的叹息，把老人们那点微末的愿望，和着尘土，

一起卷进这村庄日益沉重的呼吸里。从那天起，白石村最后一点零星的活力，

也仿佛被那阵风带走了。村子里静得可怕，白天只能听到野狗有气无力的吠叫，

还有风穿过空屋破窗时发出的呜咽。那呜咽声，晚上听来，格外瘆人。村子，

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死”去。村西头那栋曾经最气派的二层小楼，是钱福海家的。

钱福海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闯荡，并且真闯出了名堂的人，在省城开了家大饭店，

名字起得气派，叫“福海酒楼”。小楼是他风光时盖的，瓷砖曾经亮得晃眼，

如今却墙皮剥落，露出底下丑陋的灰黑色。院子里，他老爹钱老太高年前摔了一跤后，

就很少出门了。这天夜里，下起了雨，淅淅沥沥，敲打着瓦片和树叶。

钱老太躺在空荡荡的大屋里，睡得不安稳。迷迷糊糊间，她好像听到院子里有动静。

不是风雨声，是……像是很多人的脚步声，杂沓，却轻飘飘的，听不真切。

她挣扎着支起耳朵，那声音又没了。只有雨声，单调而绵长。第二天中午，雨停了，

天色依旧阴沉。几个老人照例聚在老槐树下，气氛比往常更凝滞。王阿婆揉着红肿的眼睛，

说昨晚梦见强子了，梦见他在一条好长的隧道里走，头也不回。这时，

村支书兼民兵队长陈卫东皱着眉，背着手从村委会那边过来，他四十多岁，

是村里眼下为数不多的壮年人了。“奇了怪了，”他嘟囔着，踢开脚边一颗石子，

“村口监控，从昨晚开始就时好时坏的，雪花一片。”没人接话。

老人们只是木然地看了他一眼。直到第三天傍晚。那是一个异常安静的黄昏，连狗都不叫了。

天边堆积着紫红色的晚霞，妖异得很。第一个发现不对劲的是王阿婆。她正对着空米缸发愁，

想着明天得搭陈卫东的摩托车去镇上买点米，

就听见一阵奇怪的、拖沓的脚步声从村口方向传来。不是一个人。是一群。

她心跳莫名漏了一拍，扶着门框，颤巍巍地探出头去。霞光里，

一个人影出现在村口的水泥路上。接着是两个，三个，

十个……几十个……他们慢慢地、僵硬地走着，像是牵线的木偶。穿着西装的男人，

套着裙子的女人，甚至还有几个半大的孩子。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脸色是一种缺乏血色的灰白，眼神直勾勾地望着前方，

空洞得没有一丝光彩，仿佛能穿透房屋和山岭，看到某个虚无的尽头。

王阿婆手里的搪瓷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滚出去老远。她张着嘴，

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抽气声，却一个字也喊不出来。那是……强子？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年轻男人，穿着他三年前离家时那件蓝色的夹克，如今看起来有些紧了。

他微微低着头，脚步迈得均匀而刻板，一步一步，丈量着回村的路。在他身后，

王阿婆看到了赵老太的女儿女婿，

拉着他们那个本该在学校上学的儿子；看到了孙老汉的儿子根娃和儿媳，两人并排走着，

步伐一致得可怕；她还看到了很多很多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都是这些年，

像候鸟一样飞出去，只在年节偶尔回巢的年轻人。他们，都回来了。黑压压的一片，

沉默地涌进死寂的村庄。只有脚步声，沙沙，沙沙，摩擦着地面，像秋风吹扫落叶。

王阿婆浑身发抖，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她想冲出去，想抱住她的强子，

想问问他怎么突然回来了，连个电话都没有。可她的脚像被钉在了原地，

一种巨大的、难以言喻的恐惧攫住了她。人群经过王阿婆家门口，强子甚至没有偏一下头，

目光空洞地掠过自家那扇熟悉的木门，继续朝前走。其他“归来者”也是如此，

他们对站在门口、面露惊骇的老人视若无睹，对曾经生活多年的家毫无眷恋，

只是默默地、僵硬地，向着村子深处走去。“强……强子？

”王阿婆终于挤出一点微弱的声音，带着哭腔。强子停下了脚步。

他身后所有的“归来者”也齐刷刷地停了下来，动作整齐划一，如同接受检阅的士兵。

他缓缓地、极其缓慢地转过头，那双空洞的眼睛，第一次对焦，落在了王阿婆脸上。

那眼神里没有任何久别重逢的喜悦，没有疲惫，没有疑惑，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虚无。嘴唇翕动，一个干涩、平板，没有任何语调起伏的声音，

从他喉咙里挤出来，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砸在寂静的黄昏里：“妈，我们回来了，

再也不走了。”“……我们回来了，再也不走了。”“……我们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他身后，那几十个“归来者”也同时开口，重复着同一句话。男女老幼，

声音混杂在一起，不高，却异常清晰、整齐，像预先录制好的广播，

在这寂静的村落上空反复播放，冰冷地宣告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

王阿婆“嗷”一嗓子，眼白一翻，软软地瘫倒在地。临晕过去前，她最后看到的，

是儿子强子那张灰白的、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和他身后，

那些同样面无表情、如同复制粘贴般的“亲人”们。恐慌，像瘟疫一样，

在留守的老人间炸开。消息是陈卫东连滚带爬带来的。他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

冲进李老倌家院子时，差点被门槛绊个跟头。“回来了！都……都回来了！”他语无伦次，

“柱子，春花，还有……还有福海叔……他们……他们不对劲！全都不对劲！

”李老倌正坐在灶前烧火，火光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他拿着柴火的手停在了半空，

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极度的惊骇，随即，那惊骇慢慢沉淀下去，

变成了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东西。他想起前几天老槐树下的许愿，想起那阵不寻常的风，

想起祖辈关于老槐树那些似真似幻的传说。“慌什么。”李老倌的声音沙哑，

却透着一股奇异的镇定，“该来的，总会来。”他慢慢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草屑。

“去看看。”村子里，一种诡异的“热闹”取代了往日的死寂。家家户户亮起了灯，

那些久无人烟的空屋，也透出了光亮。然而，没有久别重逢的哭笑声，

没有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没有孩子的哭闹，只有一种压抑的、令人窒息的寂静，

以及间或响起的、那同一句冰冷的宣告——“我们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赵老太原想扑上去抱住女儿，却在触碰到女儿冰凉僵硬的胳膊时，骇得缩回了手。

她女儿就那样直挺挺地站在堂屋中央，不动，不说话，眼神空茫。赵老太给她倒的水，

她看也不看；问她话，她毫无反应。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她会突然开口，重复那句话：“妈，

我们回来了，再也不走了。”像是在执行某种程序。孙老汉家更是骇人。

他儿子根娃和儿媳回来后，既不理会老父亲哆哆嗦嗦的询问，也不去看自己曾经住过的房间，

就那么并排坐在堂屋的长条凳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腰杆挺得笔直，目视前方，

像两尊没有生命的蜡像。孙老汉靠近时，

能闻到他们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像是泥土和朽木混合的怪异气味。最让陈卫东头皮发麻的，

是去钱福海家。钱福海是穿着笔挺的西装回来的，皮鞋上却沾着干涸的泥点。

他站在自家气派却破败的客厅里，面对激动得老泪纵横、扑上来想拉他手的钱老太，

他只是微微侧身，避开了。然后，用那种标志性的空洞眼神看着自己的老母亲，

平板地说：“妈，我们回来了，再也不走了。”钱老太哭喊着：“福海啊！我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