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手机锁屏，揣回兜里。树荫挪了位置，太阳晒到我半边脸上，烫的。

好，就这么办。

第一站，回家。拿银行卡，然后去找王叔——如果他还住那儿的话。

我离开香樟树，往地铁站走。脚步比来时快，但不是逃跑的那种快。是……有了方向的那种快。

地铁口涌出下班的人群，一张张疲惫的脸。我逆着人流往下走，刷卡，过闸机。列车进站的轰隆声由远及近，风灌进隧道，吹起我的头发。

车厢里挤满了人。我抓着扶手，看着玻璃门上映出的自己——三十岁的脸，有点苍白，眼圈发青，普通得扔人堆里就找不着。

以前总觉得日子长，什么事都可以“以后再说”。道歉以后再说，感谢以后再说，说爱以后再说。结果“以后”变成了“明天就没了”。

列车启动，加速。窗外的广告牌连成模糊的色块。

我突然想起陈医生的话：避免剧烈情绪波动。

去他的。我都只剩二十四小时了，还不能有点情绪？

我甚至想笑。真笑了，很轻的一声，引得旁边座位上戴耳机的小伙子抬眼看了看我。

看什么看。我心里说。老子在练习怎么当一只合格的蜉蝣。

蜉蝣的一日，都干什么？交配，产卵，然后死。挺务实的。

我的一日呢？道歉，还钱，道谢，说爱。也……挺务实的。

列车到站，门开。我被人流裹挟着往外走。出站，上扶梯，重新回到地面。

我家租在老小区，六楼，没电梯。爬上楼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那种“体感异常”——不是疼，是空。像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融化，流走。每一步台阶，都觉得腿比上一步更轻一点，也更虚一点。

打开家门，一室一厅，简单得像个样板间。我径直走进卧室，从抽屉最里面翻出那张银行卡。蓝色的，边角有点磨损。

握在手里，塑料卡片冰凉。

好，第一件道具到手。

我转身要出门，目光扫过书桌。桌上摊着本旧相册，是昨天收拾东西时翻出来的。鬼使神差地，我走过去，翻开。

第一页就是“晨光之家”的合影。二十年前了吧，孩子们站成三排，我站在最左边，瘦得像根豆芽菜，表情拘谨。院长阿姨站在中间，扎着马尾，笑出一口白牙。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然后合上相册。

不能看。看了会心软。心软了，可能就舍不得死了。

虽然本来就没什么舍不得的。

我揣好银行卡和手机，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住了三年的房间。灰白的墙，宜家买的床，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没什么好留恋的。

关门，落锁。

楼道里感应灯应声而亮，昏黄昏黄的。

我开始下楼。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回响，哒，哒，哒。

像倒计时。

下楼的时候，腿比上楼更软了。

不是累，是那种踩不实的感觉。像穿着厚棉裤趟水，腿明明动了，可反馈回来的劲儿总慢半拍。我抓着楼梯扶手，铁管子冰凉，锈迹蹭了一手。

走到三楼，喘了口气。抬头看看上面，再看看下面，忽然想：要是现在躺倒，死在这楼道里，得多久才有人发现？

对门那对小情侣天天吵架，估计会以为我喝多了。楼下老太太遛狗早出晚归，她家泰迪可能会先闻见味儿。

我晃晃脑袋，把这破想法甩出去。不行，清单才第一条，不能这么早就掉链子。

小区还是那个老样子。墙皮掉得跟白癜风似的，一楼窗户上钉着防盗网，锈成了褐色。花坛里的月季蔫头耷脑，几个塑料垃圾桶满得盖子都合不上，苍蝇嗡嗡地绕着飞。

我站在六号楼门口，阳光斜着切过来，把楼分成明暗两半。702在七楼顶头，王叔家。

其实不姓王，姓黄。但我小时候一直听大人们叫他“王师傅”，也就跟着叫王叔。他是个电工，瘦高个，背有点驼，手里总拎着个灰色工具包。脾气好像还行，除了我家玻璃碎那天。

那是十四年前的夏天，具体几月忘了，反正热得知了叫得人头疼。我们几个半大孩子在楼下空地上踢球，塑料的，五块钱一个。我那一脚抽射，球划了道诡异的弧线，直奔七楼。

“哐啷——”

声音脆得吓人。玻璃碴子下雨似的往下掉，在阳光下亮晶晶的。我们都傻了，仰着头，看那个黑窟窿。

王叔的脸从窟窿里探出来，涨得通红。

“谁干的？！”吼声从七楼砸下来。

其他孩子全跑了，比兔子还快。就剩我站在原地，腿肚子转筋。王叔噔噔噔冲下楼，汗衫都湿透了贴身上。

“是不是你？”他指着我鼻子。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嘴先动了：“不、不是……是野猫，刚才有只野猫窜过去，碰、碰掉的……”

说这话时，我手指着墙角。那儿什么都没有，只有几丛半死不活的杂草。

王叔盯着我，眼神像钩子。我手心全是汗，球衣黏在背上。过了大概一个世纪那么长，他吐了口气，肩膀垮下来。

“……真他娘的。”他骂了句，转身往回走，拖鞋拍着水泥地，“算了算了，我自己弄。”

我就那么站着，看着他上楼的背影，工具包在**上一晃一晃的。阳光晒得我头皮发烫。

那之后好几天，我躲着他走。看见他拎着菜回来，我立马拐进楼道。听见他在楼上跟人说话，我大气不敢出。后来玻璃换了新的，比原来的还亮。再后来，我上高中，住校，回家少了。大学干脆去了外地，只有过年回来几天。

这事像根小刺，扎在肉里不深，但一碰就隐隐的，提醒你那儿不干净。

我深吸口气，走进单元门。楼道里一股子陈年的油烟味，混着潮湿的霉味。感应灯坏了，光线昏暗暗暗。我摸着墙上往上爬，脚步声在空楼道里回响。

到七楼，喘得厉害。不是累，是那种气不够用的感觉，得张着嘴喘，像离了水的鱼。

702的门关着。深棕色的防盗门，漆皮起了泡，贴春联的胶印还残留在门框上。门把手上挂了个“福”字中国结，褪色褪得发白。

我抬手，又放下。心跳得有点快，不是紧张，是……虚。手心冒冷汗。

敲了三下。

没动静。

又敲三下，重点。

还是没声音。

我把耳朵贴门上听。里面静悄悄的，连电视声都没有。

不对啊，这个点，下午四点多，王叔退休了，应该在家才对。他老伴走得早，儿子好像在外地，平时就他一个人。

我抬手又要敲，隔壁701的门开了条缝。一个花白头发的脑袋探出来，警惕地看着我。

“找谁？”老太太声音哑哑的。

“阿姨，我找702的王叔，黄师傅。他在家吗？”

老太太打量我，眼神像在鉴宝。“你谁啊？”

“我……我以前住这儿，601的。姓李。”

“李家小子？”她眯起眼，门缝开大了些。是个瘦小的老太太，穿着碎花汗衫，手里还攥着块抹布。“长这么大了……你找老王啊？搬走啦！”

我心里一空。“搬走了？什么时候？”

“有三四年了吧。”老太太倚着门框，“他儿子在深圳买房了，接过去享福。走的时候还挺乐呵，说要去南方养老。”

“那……您有他联系方式吗？电话什么的。”

“我哪有。”老太太摇头，“老头走得突然，收拾东西那两天倒是见过，留电话？没留。我们这层楼，现在三家都是租客，换得勤。”

她说完又看看我：“你找他有事？”

“嗯，有点事。”我含糊道，“那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深圳具体什么地方？”

“那我上哪儿知道去。”老太太摆摆手，要关门，又停住，“对了，他走之前，好像跟楼下小卖部老刘头喝过酒。老刘头说不定有电话。”

门关上了。

我站在昏暗的楼道里，有点懵。清单第一条，出师不利。人都不在这儿了，我上哪儿道歉去？

不行。得找到。

我转身下楼，脚步快了些。身体里那种空的感觉更明显了，像有台小抽水泵在胸腔里工作，把我的力气一点点抽走。

小卖部在小区门口，铁皮搭的棚子，门脸窄窄的。玻璃柜台里摆着烟、打火机、廉价零食。老板老刘头我认识，我小时候他就在这儿，现在头发全白了，脸上褶子深得像刀刻的。

店里没顾客。老刘头正坐小板凳上听收音机，咿咿呀呀的戏曲声。

“刘伯。”我敲敲柜台玻璃。

他抬眼看我，眼神茫然了几秒，然后一亮：“哟，李家小子？好几年没见你了。”

“是我。刘伯，跟您打听个事。”我开门见山，“您有王叔，就是702黄师傅的电话吗？”

老刘头关小收音机，站起来，从柜台底下摸出老花镜戴上。“老王啊……有，有。”他拉开抽屉，翻出个破破烂烂的笔记本，纸页都黄了。

我心里一松。有戏。

他翻了几页，手指颤巍巍地指着一行数字。“这个，他儿子的电话。老王自己不用手机，找他得打这个。”

我赶紧摸出手机记下。一长串数字，深圳的区号。

“谢谢刘伯。”我摸口袋，想买包烟谢他，可想起自己早戒了，钱包里现金也不多。最后掏了十块钱，“来瓶水吧。”

老刘头给我拿了瓶矿泉水，又找回五块。“老王在深圳过得可美了，上次通电话，说天天喝早茶，逛公园。”他笑笑，露出缺了颗的门牙，“你找他啥事啊？急不急？”

“不急。”我把钱推回去，“不用找了。就是……以前有点事，想跟他说声。”

走出小卖部，阳光还是那么亮。我拧开矿泉水喝了一口，凉的，顺着喉咙下去，稍微压了压那股虚劲儿。

小区门口有棵大槐树，树荫浓密。我走到树下，背靠着粗糙的树干，掏出手机。

屏幕上，那串数字安静地躺着。

打吗？

当然打。不然我折腾这一趟图什么。

可说什么？直接道歉？会不会太突兀？人家在深圳喝早茶逛公园呢，我突然一个电话打过去：“王叔，我是李暮，十四年前我打碎你家玻璃还赖给野猫，对不起。”

他会不会觉得我有病？

我盯着那串数字，拇指悬在拨号键上，迟迟没按下去。

风过树梢，叶子哗哗响。远处有小孩在哭，家长在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操。我骂了自己一句。都他妈要死的人了，还在这儿磨叽什么？

按下去。

忙音响了五声，接通了。

“喂？”是个男人的声音，听着三十来岁，背景音嘈杂，有电视声，还有小孩笑闹。

“您好，请问是黄师傅家吗？我找王叔……黄师傅。”我发现自己声音有点紧。

“我爸啊？你哪位？”

“我是他以前邻居，住601的，姓李。李暮。”

“哦哦，李叔啊。”对方明显没想起来我是谁，但语气挺客气，“稍等啊，我爸在阳台浇花呢。”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脚步声，然后听见那边喊：“爸！电话！以前邻居找你！”

等了几秒，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响起来，还是有点沙哑，但听着中气足了不少：“喂？谁啊？”

“王叔，是我，李暮。以前住601，李家小子。”我咽了口唾沫，“您……还记得我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李暮……哦！老李家那孩子！长挺大了吧？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背景音里，他儿子在远处说：“爸，快点儿，汤要溢出来了！”

“马上马上！”王叔回了句，又对电话说，“啥事啊小李？我这正做饭呢。”

我握紧手机，手指关节有点白。“王叔，我就想跟您说件事。十四年前，夏天，您家玻璃……不是野猫打碎的。是我踢球踢的。对不起。”

说完，我闭上眼，等着。

电话那头没声音。只有远处的电视声，和隐约的炒菜声。

然后我听见王叔笑了。不是冷笑，是那种……带着点无奈，又有点好笑的声音。

“我当什么事儿呢。”他说，声音里透着轻松，“陈芝麻烂谷子的，你小子……还记着这个？”

我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行了行了，知道啦！”王叔语气随意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玻璃早换啦，新的比旧的还好。你说你，这都多少年了，还特意打个电话。”

“我就是……觉得得跟您道个歉。”我声音有点干。

“道啥歉，小孩哪有不淘气的。”王叔那边传来锅铲碰撞的声音，“哎哟我的菜！不说了不说了，锅要糊了！你在那边好好的啊！挂了啊！”

“王叔——”

“嘟嘟嘟……”

忙音。

我慢慢放下手机，屏幕暗下去。树荫落在手上，明明暗暗的。

就这样？

没有愤怒，没有指责，甚至没有多少惊讶。只有一句“陈芝麻烂谷子的”，和急着挂电话去救一锅菜。

我背靠着树干，仰起头。槐树的叶子密密匝匝，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晃眼睛。

预想中的释然呢？那种卸下负担的轻松感呢？

没有。只有一种轻飘飘的空落。像你憋足了劲儿想推开一扇很重的门，结果手一碰，门是虚掩的，你差点闪个跟头。

原来那根扎了十四年的刺，早就软了，化了，只剩个浅浅的印子。连王叔自己都忘了。

我低头看手机备忘录。第一条后面，我慢慢打了个钩。

✓去跟702的王叔道歉。十四年前我踢球打碎他家玻璃，却赖给了野猫。

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