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雨推开“听澜阁”木门时，檐角铜铃轻响，像是故人问候。

这家开在伦敦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茶馆，是她每周末的固定去处。

作为大英博物馆亚洲部最年轻的研究员，她需要这方中式庭院般的空间，

平衡两种文化的拉扯。“老样子？”店主陈伯从屏风后探出头。“嗯，龙井，谢谢。

”苏雨在靠窗老位置坐下，取出笔记本。

今天要整理的是明天会议的发言稿——关于大英博物馆藏中国瓷器数字化项目的进展报告。

窗外是典型的伦敦秋日，铅灰天空下行人匆匆，与她手中泛黄的明代瓷片照片形成奇异对比。

茶香袅袅中，她开始工作。直到一个声音打破宁静：“打扰，请问这个位置有人吗？

”标准的英式英语，却带着难以察觉的中文音韵底色。苏雨抬头，撞入一双琥珀色的眼睛。

男人约莫三十出头，亚洲面孔，穿着剪裁精良的深灰色大衣，手中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

“没有，请坐。”她收回目光，继续看笔记。男人在她对面坐下，点了壶普洱。

苏雨感觉他的目光不时落在她的笔记本上——准确说，

是她手边那份明代青花瓷片的高清图片。“这是宣德年间的？”男人忽然开口。

苏雨再次抬头，这次仔细打量他。面孔熟悉得令人心惊，但她立刻否定了荒谬的联想。

世界这么大，怎么可能。“是的，宣德青花海水龙纹盘残片。”她保持专业语气，

“您对瓷器有研究？”“家学渊源。”男人微笑，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份文件，“实际上，

我正是为此而来。苏雨博士，我是周景明，‘寻源基金会’的代表。

基金会正在协助大英博物馆推进中国文物数字化项目，我们收到了您的合作提案。

”苏雨愣住了。周景明。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她尘封十二年的记忆匣子。

但她强迫自己保持冷静——只是同名而已，一定是巧合。“周先生，很高兴认识您。

”她伸出手，职业化地微笑。握手瞬间，

她注意到他右手虎口处那道浅白色的疤痕——形状如月牙，与她记忆中分毫不差。

茶杯在她手中轻颤，茶水险些洒出。“您还好吗？”周景明问，目光关切。“没事，

有点累了。”苏雨低头掩饰情绪，“基金会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非常感兴趣。事实上，

我们希望能扩大合作范围。”周景明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份计划书，“除了数字化，

基金会希望推动部分文物的学术性回借展览，以及合作修复项目。”苏雨翻阅计划书，

目光却被最后一页的签名吸引——那字迹她太熟悉了。高中三年，

她曾无数次模仿那飞扬的“周”字，写在课本角落、草稿纸边缘，甚至梧桐树叶上。

“苏博士？”周景明轻声唤她。苏雨深吸一口气：“周先生，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比如，

在北京四中？”周景明的表情凝固了，琥珀色眼眸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良久，

他轻声道：“苏雨，真的是你。”时间倒流十二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十七岁的苏雨是四中文物保护社团的社长。父亲是故宫修复师，母亲是北大考古教授，

她从小在文物堆里长大，梦想是让流散海外的国宝回家。周景明是转学生，从伦敦来的华裔，

说得一口流利中文，却对传统文化一窍不通。老师安排苏雨帮助他“补课”，

从甲骨文到青花瓷，从《诗经》到《红楼梦》。“为什么这些碎瓷片这么重要？

”周景明曾指着博物馆展柜里的宋代瓷片问。“因为它们记得。”苏雨认真说，

“每道裂纹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修复不是掩盖伤痕，是理解它为什么在那里。

”周景明看着她眼中闪烁的光芒，第一次理解了“文明”这个词的重量。

他们一起在社团活动室修复民国时期的破损古籍，在周末骑车去潘家园淘旧书，

在夏夜爬上学校天台看星星。周景明说伦敦从不下这样透彻的雨，

苏雨说北京从没有那样绵长的黄昏。“毕业后我要回英国读艺术史。”高三的某个秋日，

周景明在银杏树下说，“但我会回来，和你一起做文物追索工作。

”苏雨把一片金黄的银杏叶夹进笔记本：“拉钩。”“拉钩。”2009年夏天，

周景明如期返回伦敦。起初每周视频，每月信件。苏雨考上北大考古系，

参加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近代文物流失研究”。

她在邮件里写：“今天查到一组敦煌壁画的下落，在大英博物馆。景明，

我们一定要让它们回家。”周景明的回信越来越少，从一月一封到三月一封。

2010年春节，苏雨等到凌晨也没等到他的拜年电话。三月，她从同学那里听说，

周景明的家族企业陷入危机，他被迫与一位英国贵族之女订婚以获取资金支持。

苏雨给他发了最后一封邮件：“需要帮助吗？我可以等。”石沉大海。一个月后，

她收到一个匿名包裹，里面是她送给周景明的所有礼物：一本《中国瓷器图谱》，

一枚琉璃鱼书签，以及他们一起修复的那本民国诗集。没有只言片语。

苏雨烧掉了所有信件和照片，只留下那片银杏叶。她将所有精力投入学业，以第一名毕业，

拿到牛津大学全奖，专攻文物追索法律研究。五年后，

她成为大英博物馆第一位专注于中国文物追索的研究员，业内称她为“最温柔的斗士”。

她以为此生不会再听到那个名字。直到此刻。“好久不见。”苏雨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

“十二年三个月零五天。”周景明低声说，“我每天都在想该怎么跟你解释。”“解释什么？

”苏雨合上计划书，“解释你为什么突然消失？解释为什么寄回所有礼物却一言不发？

还是解释你现在的身份——一个协助博物馆‘保护’掠夺文物的基金会代表？

”“苏雨——”“周先生，如果您是来谈公事，我们可以在办公室预约正式会议。

”苏雨开始收拾东西，“私事的话，我想没什么可谈的。”“请给我五分钟。

”周景明按住她的笔记本，“听完之后，如果你还是不想见我，我保证不再打扰。

”苏雨看着他眼中的恳求，那神情与十七岁时求她帮忙补课的样子重叠。她缓缓坐下。

“2009年底，我父亲投资失败，家族企业濒临破产。”周景明的声音平静，

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唯一的出路是接受安德森家族的注资，条件是我与他们的女儿订婚。

我拒绝了，但父亲突发心脏病，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医生说再受**可能致命。

”苏雨握紧茶杯。“我妥协了。订婚宴那天，我喝得烂醉，把你送的礼物打包想寄还给你，

但最终没有寄出信。我觉得自己不配再联系你。”他苦笑，“后来未婚妻发现这些，

以为是你纠缠，擅自把包裹寄给了你。我知道时已经太晚。”“为什么不解释？

”“最初是羞愧，后来是觉得你该有更好的生活。”周景明望向窗外，

“我在剑桥读完艺术史，进入拍卖行工作，暗中收集文物非法交易证据。三年前父亲去世，

我继承家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寻源基金会’——表面是文化交流，

实质是资助文物追索研究，并为合法归还铺路。”苏雨愣住了。

她确实听说过“寻源基金会”在业界的神秘口碑，资助过多个成功的文物回归案例，

但行事极为低调。“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协助追回一组清末流失的敦煌写经。

”周景明从手机调出一份加密文件，“这是当时的会议记录，

你可以看到我的签名日期——2017年5月，

正是这批写经通过学术交流名义回到中国的时间。”苏雨接过手机，

看着那些熟悉的文件——她曾参与这个项目，但一直不知道背后的资助方是谁。“这些年，

我以收藏家身份接触各大博物馆和私人藏家，建立了一个流失文物数据库。”周景明继续道，

“你去年发表的那篇《从法律与实践角度看大英博物馆中国藏品的归还路径》，

基金会是匿名评审方之一。”苏雨感到一阵眩晕。

：突然出现的珍贵资料、匿名专家的详细修改意见、甚至最后发表时难以解释的高规格版面。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因为时机到了。”周景明直视她的眼睛，

“基金会准备启动一个大型项目：系统性地梳理大英博物馆中国文物收藏，

通过学术合作、法律咨询和舆论推动，为有争议的藏品创造归还条件。

我需要一个馆内合作者，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这是公事理由。”苏雨轻声说，

“私人的理由呢？”周景明沉默良久：“我想赎罪。但更重要的是，

我想完成我们十七岁时的约定——让文物回家。即使不能以我们最初想象的方式。

”苏雨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十二年光阴在他身上留下痕迹：眼角细纹，略微瘦削的脸颊，

眼中不再有少年时的无忧，却多了某种更坚实的东西。

她想起父亲常说：修复文物最重要的是理解它的历史，而不是抹去痕迹。“我需要时间考虑。

”她最终说。“当然。”周景明递上一张名片，“这上面是我的私人联系方式。

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基金会都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他离开后，苏雨独自坐在茶馆。

陈伯送来一碟桂花糕：“那位先生特意嘱咐的，说您爱吃。”苏雨看着糕点，

想起高三那年秋游，她在农家院第一次吃到新鲜桂花糕，周景明悄悄记下，

后来每年秋天都托人从杭州寄来。直到那包被退回的礼物里，有一盒已经发硬的桂花糕。

那天晚上，苏雨失眠了。她打开锁了多年的盒子，取出那片银杏叶。叶脉依然清晰，

只是颜色从金黄变成暗琥珀。她翻开旧日记，

2009年10月15日那页写着：“景明说伦敦的秋天没有银杏。我答应他，

等我们让第一件文物回家，就一起去钓鱼台看银杏大道。他说不够，要每年都去，

直到变成两个看银杏的老头老太太。”她轻笑，眼泪却滑落。接下来的两周，

苏雨投入繁重的工作。大英博物馆即将举办“中国明代艺术”特展，她负责瓷器部分的策展。

与此同时，周景明的提案在馆内引发讨论——支持者认为这是改善关系的契机，

反对者质疑基金会动机。苏雨没有联系周景明，但开始暗中调查“寻源基金会”。

她发现这个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基金会，过去五年确实资助了多个文物追索项目，

且行事专业低调。更让她惊讶的是，基金会去年曾匿名捐赠一笔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