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丧事那天，陆时晏把家里所有关于我的东西都扔了。

我的衣服、鞋子、化妆品、梳子上缠着的头发、枕头凹陷的痕迹——统统装进黑色垃圾袋，

让物业拖走。他在客厅站了一会儿，目光扫过空荡荡的屋子，

最后落在茶几上那只没洗的马克杯上。那是我生前用的杯子，

杯壁上印着一只歪歪扭扭的卡通小猫，某年生日我自己买的，十几块钱的地摊货。他拿起来，

走到厨房，打开水龙头。水流冲进杯子里，泡沫浮起来，他把杯壁内侧仔仔细细地刷了一遍，

又冲了两遍，倒扣在沥水架上。然后他擦干手，拿起车钥匙，出门。整个过程中，

他的表情都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轻松。像是终于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我站在他身后，

看着他把我的杯子洗干净，心里想：陆时晏，你这个人，是真的没有心。我死了十一天了。

死因是吞了一整瓶安眠药。选在他出差的那天晚上，躺在我们结婚三年的婚床上，

把那些白色的小药片一粒一粒数着咽下去。床头柜上放着我的手机，屏幕亮着，

是他发来的最后一条微信：“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烦我？”我回了一个“好”字。

那是我们之间最后的对话。发现我的人是来打扫的钟点工阿姨。她推开门的时候，

我已经凉透了，脸上还带着一点笑意——不知道是药效产生的幻觉，还是我真的在笑。

据说阿姨吓得瘫在地上，好半天才想起来打120。当然来不及了。我吃的是最大剂量，

网上查过的，绝对够用。陆时晏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外地开会。

助理说他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大概有三十秒，然后说了句“知道了”，把电话挂了。

他没有立刻赶回来。会议开到下午四点，他正常发言，正常讨论，正常签合同。

所有人都以为他没事。只有他身边的助理看见，他签字的时候，手在发抖。我跟着他回了家。

准确地说，是跟着他的车，一路从殡仪馆跟到了我们住的小区。他开得很慢，

慢到后面的车按了好几次喇叭。可他就是不开快。

我坐在副驾驶上——虽然我已经没有实体了，

但还是习惯性地坐在那个位置——看着他的侧脸。他瘦了很多。

下巴的线条比上个月更锋利了，颧骨也突出来一些，眼窝深陷，像是一连好几天没睡好觉。

可我死之前那段时间，他明明每天都睡得很好。他甚至在我吞药的那天晚上，

十一点就发了那条“别烦我”的消息，然后关机睡觉。他睡得着。反而是我睡不着。

我盯着天花板数羊，从一只数到一千只，又从一千只倒数回来，天就亮了。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他也有份。电梯门开的时候，

陆时晏的脚步顿了一下。楼道里很安静，声控灯没亮，他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塑。

然后他伸手按了门锁的指纹识别。“嘀”的一声，门开了。屋里很黑。他走进去，没开灯，

就那么在玄关站了好一会儿。我能感觉到他在适应黑暗，也在适应某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

也许是一个事实：这间屋子里，再也没有我了。他终于伸手按了灯的开关。

客厅亮起来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他的眼睛眯了一下，像是被光刺到了。

然后他看见了空荡荡的客厅。茶几上只有那只洗干净倒扣着的马克杯，孤零零地立在那里。

沙发上的抱枕没有了，电视柜上的相框没有了，阳台上的多肉没有了，

冰箱上贴的便利贴也没有了。都是我让他扔的。不，是我让他扔的，也是他亲手扔的。

他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嘴角动了一下。我不知道那是想笑，还是想哭。

最后他只是“嗯”了一声，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走进卧室，关上了门。

我以为他会换衣服洗澡睡觉，像往常一样。可他只是坐在床边，

坐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张床上，低着头，一动不动。床头柜上那盏小夜灯还在。

是我买的，暖黄色的光，他嫌太亮，我嫌不够亮，最后折中，每天晚上开着它，等他回家。

他很少在十二点之前回来。我就开着这盏灯，从九点等到十二点，从十二点等到凌晨两点。

有时候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灯亮一整夜。第二天他会说：“你开灯睡觉不嫌费电？

”我说：“等你嘛。”他就沉默，不再说话。现在他坐在那盏灯旁边，伸手摸了摸灯罩。

暖黄色的光落在他手背上，把那几根青筋照得很清楚。他的手很好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

我第一次见他，就是被这双手吸引了。那天他站在图书馆的走廊上，手里拿着一本书，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手背上，好看得像一幅画。我站在走廊那头，看了他很久。

然后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我走过去，说：“同学，你的书拿反了。”他低头看了一眼，

确实是反的。他笑了一下，把书翻过来，说：“谢谢。”那是我们第一次说话。

后来我们在一起了，我问他那天是不是故意的。他说不是，是真的拿反了。我说那你笑什么？

他说，笑你蠢，连别人书拿反了都要管。我气得打他，他就握住我的手，十指相扣，

说：“不过我喜欢。”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好听的话。可惜后来，他再也不说了。

陆时晏在床边坐了大概两个小时。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

里面的衣服少了一半，我的那一半全部清空了，只剩下他的衬衫、西装、大衣，

整整齐齐地挂着，像一排沉默的士兵。他伸手摸了摸挂衣服的横杆。

那里原本挂着一条我的围巾，浅灰色的，羊绒的，很软。我冬天最喜欢围那条围巾，

围上去之后把下半张脸埋进去，只露出眼睛。他说我那样像只兔子。我说你才是兔子。

他就笑。现在围巾没有了。他的手在横杆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收回来，关上柜门。

接着他走到梳妆台前。梳妆台上也空了，瓶瓶罐罐全部消失，

只剩下光秃秃的台面和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他的脸。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很久。

我看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像是有话要说，又咽回去了。然后他伸出手，摸了摸镜面。

手指从镜子的左上角划到右下角，像是要擦掉什么东西。可镜子上什么也没有。我站在那里，

突然想起来，那面镜子，我以前每天早上都要对着它涂涂抹抹。他有时候会从背后走过来，

下巴搁在我肩膀上，说：“别涂了，又不丑。”我说：“你懂什么，这是保养。”他就笑，

说：“那你保养完了给我看看。”等我涂完了，转身看他，他就点点头，说：“嗯，

跟刚才没区别。”我又气得打他。他就把我圈在怀里，下巴搁在我头顶，说：“本来就好看，

不用涂也好看。”那时候我以为他会这样抱我一辈子。

可现在他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摸自己的影子。没有人打他了。

也没有人涂涂抹抹了。他站了很久，最后转身离开了卧室。他去了书房。

书房是我们家唯一没有被我“污染”的地方。我的书不多，只有最下面一层，塞在角落里，

和他的大部头挨在一起。那些书他没有扔。大概是因为夹在中间，家政阿姨没注意到。

他蹲下来，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抽出来。

《小王子》《我们仨》《月亮与六便士》——都是很旧的书，翻过很多遍，书页发黄，

有些地方还有我做的笔记。他用拇指翻开《小王子》的扉页，

看见我写的一行字：“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彼此需要了。”字迹歪歪扭扭的，写得很丑。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他又去翻别的书。每一本都翻开，

看扉页，看笔记，看我画的歪歪扭扭的线。翻到《我们仨》的时候，里面掉出来一张纸条。

是超市小票，背面用圆珠笔写着：“陆时晏，我今天在超市看见一个很好看的杯子，

有小猫图案的，你要不要？”后面又加了一句：“算了，你肯定说幼稚。我自己买。

”他捏着那张小票，手指紧了紧。小票的日期是三年前，我们刚搬进这间房子的第一周。

原来那个杯子，是那时候买的。他一直嫌丑，说我品味差，说十几岁小姑娘才用这种杯子。

可他从来没扔过。它一直放在茶几上，每天喝水都用它。直到我死了，他才把它洗干净。

那天晚上，陆时晏没有睡觉。他把书房里的灯开着，坐在地板上，把我那些书翻来覆去地看。

看到凌晨三点，他站起来，去厨房倒了杯水。打开冰箱的时候，

他看见了冰箱门上贴的最后一张便利贴。是我贴的，在他出差前一天。“冰箱里有排骨，

记得吃，再不吃就坏了。”他盯着那张便利贴，伸手把它撕下来。翻到背面，

看见还有一行小字：“路上小心。早点回来。”他的手指摩挲着那行字，指腹微微发颤。

然后他把便利贴折好，放进了衬衫口袋里。排骨他没有吃。那盒排骨还在冷冻层，

冻得硬邦邦的，用保鲜膜包着，上面也贴了张纸条，写着“红烧排骨，

解冻后微波炉三分钟”。他把排骨拿出来，放在水池里解冻。然后他站在厨房里，

对着那盒排骨发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在想，这三年来，我给他做过多少顿饭。

也许在想，他有多少顿没吃完。也许在想，他说过多少次“难吃”“咸了”“我不喜欢”。

可我从来不在意。第二天还是照常做饭，照常等他回来，照常给他留菜，照常贴便利贴。

我像一个不知道疲倦的机器，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事。不是不知道疲倦。是不敢停下来。

因为停下来，就要面对一个事实——他不在乎。他从来都不在乎。凌晨五点多，天快亮了。

陆时晏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那枚书签。是我落在他书里的那枚，

银杏叶形状的黄铜书签，背面刻着“岁岁平安”。他把书签翻来覆去地看，

拇指一遍一遍地摸那四个字。然后他突然开口了。“岁岁平安。”声音很轻，

像是在自言自语。“你自己都不平安，还让别人平安。”他的嘴角扯了一下，像是想笑，

但没笑出来。然后他把书签攥在手心里，攥得指节泛白。他低着头，肩膀轻轻地抖了一下。

只有一下。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眼眶红了，但没有哭。他从来不哭。结婚三年，

我没见他哭过一次。吵架的时候不哭，我生病的时候不哭，我离家出走的时候不哭，

我闹离婚的时候也不哭。他永远都是那副表情——平静、冷淡、无动于衷。

像是在看一场与他无关的戏。可现在他一个人坐在地板上，手里攥着一枚三十块钱的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