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豫东小城高考放榜，周默以惊人高分夺魁，却因“系统故障”名落孙山。父亲周大庄多方奔走无果，在印刷厂门口吐血倒下，肇事者正是厂长外甥、冒名顶替者。周默擦干眼泪藏起录取通知书，背上行囊南下深圳，临行前在印刷厂墙上写下化学方程式。二十年后，他带着专利技术和投资团队返乡，那家印刷厂已改制成生物科技公司。会议室里，当年冒名者正慷慨激昂介绍项目，周默推门而入：“王总，你的分子式写反了。”法庭上，周默将泛黄通知书推向原告席：“这些年，我一直在等这个方程式配平。”故事这才真正开始……
豫东平原上的风，入夏就带了股燥劲儿，混着麦秸秆晒焦的味儿，一股脑儿往人肺管子钻。2000年的柳城县，还睡在旧世纪的尾巴上，灰扑扑的。一条主街，两旁是些高矮不齐的楼房，底下开着店铺，玻璃橱窗蒙着灰，映着迟缓的人影车影。街角那家国营印刷厂，红砖墙斑驳得厉害，墙根儿生着厚厚的青苔，几个褪了色的宋体大字——“柳城县第一印刷厂”，在午后的太阳底下，有气无力地挂着。
七月九号，高考放榜的日子。县一中对面的布告栏前，早挤成了人粥。汗味儿，墨水味儿，还有少年人身上那股躁动不安的热气，蒸腾着。名字，分数，像烧红的烙铁，烫进每一个伸长了脖子的瞳孔里。惊呼，叹息，压抑的啜泣，嗡嗡地响成一片。
周默没往里挤。他靠在对街一棵老槐树的树干上，树皮粗粝，硌着肩胛骨。阳光透过肥厚的叶子，在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上，洒下晃动的光斑。他垂着眼，看着自己磨得发毛的塑料凉鞋尖，鞋帮上还沾着昨天从乡下爷爷家回来的泥点，干了，成了黄白色的一小块。心跳得很快，咚咚地，擂鼓一样，撞得耳膜生疼。手指无意识地蜷着，指甲缝里还有墨水的黑迹，洗不干净，是昨天帮着父亲整理仓库时沾上的。
父亲周大庄，就在不远处，蹲在印刷厂大门边的水泥墩子上。他穿着印刷厂的深蓝工装，袖口磨得起了毛边，手里夹着根自己卷的烟卷，没点，只是捏着，手指关节粗大，泛着青白。他时不时抬起黝黑的脸，望一眼对面喧嚷的人群，又飞快地低下头，盯着脚下一小片被鞋底碾碎的水泥渣。额头上深刻的皱纹里，积着亮晶晶的汗。
时间粘稠地流淌。布告栏前的人渐渐稀疏，有人狂喜着冲出来，奔向等在一旁的家人；有人拖着脚步，眼神空茫地走开。周默终于动了动有些发僵的脖子，抬腿，穿过被晒得发软、冒着柏油气味的马路。周大庄也立刻站了起来，烟卷不知什么时候塞回了口袋里。父子俩谁也没说话，一前一后，走向那面贴满了命运的纸张。
视线从上到下，急速地扫掠。一个个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跳过去。重点本科线……省本科线……没有。专科线……还是没有。周默的名字，像一滴水汽，蒸发在七月的热浪里，无影无踪。心脏那面鼓，猛地停了一拍，然后更沉重、更杂乱地撞起来，带着一种钝痛，从胸口蔓延到四肢。嗓子眼发干，像是堵着一把滚烫的沙。
周大庄凑得更近了些，粗糙的手指几乎要戳到那红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着看，嘴唇无声地翕动。他的背佝偻着，工装后背洇湿了一大片深色。来来**，看了三遍。最后，他猛地直起身，动作太快，带得眼前黑了一下，晃了晃。周默下意识伸手扶住他的胳膊，触手是硬邦邦的、绷紧的肌肉。
“咋……咋会没有？”周大庄的声音嘶哑，像破风箱，“俺默儿……俺默儿考完对答案，估分快七百了……”他眼里有血丝，瞪着那布告栏，仿佛要把那张纸瞪出个洞，把里面藏着的他儿子的名字给瞪出来。
周围还没散尽的人投来目光，好奇的，同情的，也有那么一两道说不清道不明的。周默觉得脸颊**辣的，他松开父亲的手臂，低声说：“爸，先回去。可能……可能弄错了。”
“弄错了？”周大庄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对！肯定是弄错了！走，找学校去！找教育局去！”他一把攥住周默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拖着他就要走。
接下来的三天，柳城县一中的校长室、教务处，县教育局的招生办公室，门槛几乎被周大庄踏破。他求爷爷告奶奶，见人就赔笑脸，递上自己卷的劣质烟，一遍遍重复儿子周默平时成绩多好，模拟考多稳，高考感觉多对路。开始还有人耐着性子听，翻翻名册，查查记录，摇摇头说确实没有周默的档案和分数。后来，就只剩下敷衍的摇头，不耐烦的摆手，和紧闭的房门。
周大庄脸上的笑越来越僵，腰越来越弯。周默跟着，沉默地看着。他看着父亲递出去的烟被人推开，看着父亲堆满笑意的脸对着冷漠的后脑勺，看着父亲在教育局走廊冰凉的塑料长椅上，捧着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子，半天喝不下一口水，只是出神地望着墙上剥落的一块墙皮。父亲工装口袋里那包原本打算用来“办事”的、没开封的黄金叶，渐渐蔫了。
第四天傍晚，印刷厂的厂长钱卫东，一个梳着背头、腆着肚子的中年男人，把周大庄叫到了厂办二楼那间铺着暗红色化纤地毯的办公室。钱卫东坐在宽大的漆面办公桌后面，手里把玩着一个不锈钢保温杯，杯身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的字样，已经磨花了。
“大庄啊，”钱卫东呷了口茶，拖着长腔，“你这几天，跑学校，跑教育局，动静不小哇。”
周大庄站在办公桌前，手指无意识地捻着工装下摆，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你儿子的事，我也听说了。”钱卫东放下杯子，发出“咔哒”一声轻响，“可惜了。不过啊，这高考录取，是全省全国一盘棋，电脑计分，系统操作，那是最公平不过的。没查到，就是没有。系统还能出错？”他笑了笑，眼角的褶子堆起来，“我听说，有些孩子，平时看着不错，一上大考场，心理素质不行，发挥失常，也是有的。或者，答题卡涂错了？这可是要命的事。”
“俺默儿不会！”周大庄猛地抬起头，脖子上的青筋都凸了起来，“他心细，稳当！答题卡每次模拟都检查好几遍！”
钱卫东摆摆手，示意他稍安勿躁：“我也就瞎猜猜。大庄啊，你是厂里老人了，这么多年，勤勤恳恳，不容易。这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总这么闹，影响不好。对你，对周默，对厂子，都不好。你看，厂里最近效益你也知道，上头正在研究改制，精简人员……这时候，要顾全大局，要稳定，对不对？”
话说到这份上，意思再明白不过。周大庄的脸白了，又红了，胸膛起伏着，像拉破的风箱。他看着钱卫东油光水滑的脸，看着办公桌上那盆绿油油的、叫不出名字的观叶植物，看着墙角立着的、印着“奖”字的铁皮热水瓶，一股冰凉的寒意，顺着脊椎慢慢爬上来。他想说什么，喉咙里却只发出“嗬嗬”的声响。
“回去吧，”钱卫东拿起一份文件，做出翻阅的样子，“让孩子也别钻牛角尖。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复读一年，或者，厂里子弟，到时候看看有没有招工机会……当然，这话我可没保证啊。”他抬起眼皮，扫了周大庄一眼，“先把眼前的工作干好，别让领导为难。”
周大庄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怎么下的楼，怎么穿过机器轰鸣的车间，怎么走到厂门口的，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的夕阳特别红，红得像血，泼洒在印刷厂高大的、锈迹斑斑的铁门上。几个下了班的年轻工人，骑着自行车，叮铃铃地从他身边掠过，带起一阵风，卷起地上一张破烂的报纸，那上面似乎有“高校扩招”、“教育改革”的字样，一晃而过。
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佝偻的背慢慢挺直了一些，转回身，望着那栋灰色的、方方正正的厂办二层小楼。二楼那扇窗户后面，窗帘拉着，看不清里面。但他知道，钱卫东可能还在那里，喝着茶，或许正跟谁通着电话，语气轻松。
就在这时，厂门里开出一辆崭新的黑色桑塔纳2000，车漆在夕阳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车子经过周大庄身边，速度不快。副驾驶的车窗摇下一半，露出一张年轻的脸，白白净净，戴着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周大庄认得他，钱卫东的外甥，好像叫王宏斌，比周默高两届，听说学习不怎么样，家里有钱，去年就出去了，说是去省城读什么“自考班”还是“委培班”。
王宏斌似乎也看到了路边失魂落魄的周大庄，目光轻飘飘地掠过，没什么表情，随即转回头，对驾驶座上的人说了句什么，嘴角似乎还撇了一下。车窗缓缓升上，遮住了那张脸。桑塔纳加速，留下一股淡淡的、尚未散尽的汽油味和尾气的呛人味道。
周大庄呆呆地站着，看着那车拐过街角，消失不见。然后，他猛地弯下腰，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喉咙里一阵腥甜，他“哇”地一声，吐出一口暗红色的血，溅在干燥灰白的水泥地上，迅速渗开，变成一团触目惊心的污迹。
“爸！”
周默不知什么时候找了过来，刚好看到这一幕。他冲过来，扶住父亲摇摇欲坠的身体，触手一片冰凉。周大庄靠在他身上，脸色灰败得像地上的尘土，眼神涣散，嘴角还残留着血沫。
“没……没事，”周大庄喘着粗气，努力想站直，手却抖得厉害，“老毛病……气血攻心……”
周默咬着牙，没说话，半搀半抱地把父亲扶到路边坐下。他盯着地上那滩血，盯着父亲惨白的脸，又抬头望向桑塔纳消失的方向。下午钱卫东办公室里隐约传来的对话，父亲刚才失魂落魄的样子，还有那辆桑塔纳，车里那张年轻而漠然的脸……一些模糊的、可怕的念头，如同黑暗中滋生的藤蔓，悄然缠上了他的心。他想起考前填报志愿时，老师特意叮嘱家庭情况要如实填写，想起父亲厂里最近风传的“买断工龄”、“下岗分流”，想起钱卫东那个据说在省城“很有门路”的连襟……
风更燥了，卷起地上的尘土和废纸，打着旋儿。周默扶着父亲慢慢往家走，背影像两张被命运压弯的弓。
夜里，周大庄发起了高烧，迷迷糊糊，说着胡话，一会儿念叨“通知书”，一会儿又骂“系统故障”。母亲李桂兰守在床边，不停地用湿毛巾给他敷额头，眼睛红肿着。周默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就着十五瓦灯泡昏黄的光，翻看着自己高三的课本和笔记。那些公式、定理、英文单词，此刻显得如此遥远而陌生，像另一个世界的东西。手指划过书页边缘，微微的刺痛。
后半夜，周大庄的烧退了些，沉沉睡去。李桂兰也累得靠在床边打盹。周默轻轻起身，走到院子里。月光清冷，洒在晾衣绳上挂着的几件旧衣服上，投下长长的、变形的影子。鸡窝里传来窸窣的响动。
他回到自己那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屋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木箱。打开，里面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和试卷。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来，解开缠绕的棉线。里面是一份打印的“200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志愿表”的草稿副本，还有几张估分时用的草稿纸，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演算。他把这些东西摊开在床板上，就着窗外漏进的月光，还有桌上那盏小台灯的光，一遍遍地看着。
志愿表上，“周默”两个字，是他用最工整的楷体写的。第一志愿：北京，一所顶尖的理工大学，应用化学专业。那是他梦想了很久的地方。草稿纸上，他反复核算的分数，稳在六百九十分以上。这个分数，在柳城县，甚至在地区，都应该是拔尖的。
没有。系统里没有。
他闭上眼，钱卫东的话又在耳边响起：“系统还能出错？”王宏斌那张漠然的脸，在桑塔纳车窗后一闪而过。父亲吐出的那口血，地上刺目的红。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疼得他吸了一口凉气。愤怒，不甘，委屈，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交织在一起，啃噬着他。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留下几个月牙形的白痕。
不能就这样算了。父亲倒下了，这个家不能倒。他想起父亲佝偻的背影，母亲红肿的眼睛，想起印刷厂机器单调的轰鸣，想起钱卫东油滑的腔调，想起那辆崭新的桑塔纳和车里人轻蔑的眼神。
一个念头，疯狂而清晰，渐渐在心底成形。
天快亮的时候，周默把志愿表和草稿纸重新收好，藏回木箱最底层。他找出自己最好的一套衣服——一件半新的白色短袖衬衫，一条蓝布裤子，仔细抚平上面的褶皱。又从抽屉深处，摸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布包，里面是他这几年省下来的零花钱和过年压岁钱，加起来有二百多块。他抽出五十块，放在枕头底下。剩下的，连同几件换洗内衣、那本翻烂了的英汉小词典、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塞进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里。
他走到父母房门口，隔着门板，能听到父亲粗重而平稳的呼吸声，母亲轻微的鼾声。他在门口站了很久，很久，然后轻轻地、慢慢地跪下来，对着房门，磕了三个头。额头抵着冰凉的水泥地，眼泪终于无声地涌出来，又被他狠狠擦去。
起身，背上书包。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狭小却熟悉的院子，看了一眼父母紧闭的房门，转身，轻轻拉开院门，走了出去，又反手把门带好，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街道空旷，晨雾弥漫，路灯还亮着，发出昏黄的光。卖豆腐脑和油条的小摊刚刚支起炉火，香气飘过来。周默没有停留，径直走向城西的汽车站。最早一班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六点发车。从省城，可以坐火车去南方，去那个传说中遍地机会的地方——深圳。
经过印刷厂时，他停下脚步。厂门紧闭，铁门上的锈迹在晨光中显得更加清晰。夜班工人应该还没下班，白班工人也还没来，四周寂静。只有远处传来几声鸡鸣，还有清洁工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
他走到那面斑驳的红砖墙下，昨天父亲吐血的地方，污迹已经被尘土覆盖，看不真切了。他蹲下身，从书包侧袋里摸出那支钢笔。笔尖有些干涩，他在手心划了几下，才流出墨水。
然后，他站起身，面对墙壁，踮起脚尖，在那些褪色的标语上方，找了一块相对平整的砖面，用力地、一笔一划地写下一行字。不是控诉，不是诅咒，甚至不是名字。
那是一串化学方程式。
有机化学里，一个关于酯化反应和水解的方程式。反应物，生成物，条件，配平得工工整整。笔迹因为用力而深深嵌入砖缝的灰浆里，新鲜的蓝黑色墨水，在暗红色的旧砖墙上，格外醒目，像一道奇异的伤口，又像一个沉默的封印。
写完最后一个等号，他退后两步，看了一眼。晨光熹微，照在那串符号上，有一种冰冷的、近乎残酷的准确和美感。这是他最擅长的领域，是他本应通往的未来。现在，他把这未来的一部分，刻在了这座吞噬了他父亲健康和希望、也吞噬了他本该有的人生的工厂墙壁上。
他收起钢笔，背上书包，最后望了一眼那行方程式，转身，汇入渐渐苏醒的街道，朝着汽车站的方向，头也不回地走去。
雾气尚未散尽，少年的背影单薄却挺直，很快消失在灰蒙蒙的街角。墙上的化学方程式，静静地对着即将到来的又一个燥热的白天。远处，印刷厂高大的烟囱，沉默地矗立着，像一座灰色的墓碑。
（中）
深圳的雨，说来就来，没有豫东平原上那种酝酿半天的闷雷作铺垫。往往是日头还毒辣辣地挂着，天边滚过几声沉雷，豆大的雨点便劈头盖脸砸下来，打得地面起白烟，热气混着土腥味蒸腾起来，瞬间就把人裹进一片粘稠的湿热里。
周默缩在罗湖区一栋待拆旧楼的门洞下，帆布书包紧紧抱在怀里，里面那本英汉词典硬硬的棱角硌着胸口。雨水斜扫进来，打湿了他的裤腿和那双已经看不出本色的塑料凉鞋。他望着街对面那片被围墙圈起来的巨大工地，打桩机沉闷的轰鸣穿透雨幕，一下，一下，像是砸在人的心口上。围墙上的标语鲜红刺眼：“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是他来到深圳的第七天。身上的钱，除去最硬的车票和这几天啃馒头喝自来水的开销，只剩下皱巴巴的十几块。工作还没着落。建筑工地嫌他瘦小，没力气；小餐馆说他木讷，不会来事儿；电子厂招女工多，男工要熟手。人才市场里摩肩接踵，汗味、体味、劣质香水味混杂，各种口音的普通话、方言吵得人头昏脑涨。他捏着那张高中毕业证（庆幸离家时塞进了书包），在无数挑剔或漠然的目光中穿梭，得到的回应大多是摇头，或者一句冷冰冰的“等通知”。
雨势稍歇，变成了淅淅沥沥的毛毛雨。周默抹了把脸上的水珠，走进雨里。鞋底踩在积水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他必须找到活干，今天，马上。路过一个报刊亭，花花绿绿的杂志封面晃着眼，一则用红笔圈出来的招聘启事吸引了他：“华强北电子配件商铺，招仓库理货员，包吃住，要求识字，能吃苦。”
华强北。他听同住廉价旅馆的打工者提过，那里是电子元件的海洋。他按着地址找去，那是一个拥挤不堪的电子市场后巷，一家门面狭窄的店铺，门口堆着高低不齐的纸箱。老板是个精瘦的潮汕人，叼着烟，正指挥两个工人卸货。周默上前，声音有些干涩：“老板，招人吗？”
老板上下打量他，目光在他洗得发白的衬衫和沾满泥点的裤子上停留片刻，又瞥了眼他怀里鼓鼓囊囊的书包：“学生仔？跑这里来做咩？吃得了苦？”
“能。”周默挺直了背，只吐出一个字。
“识字？会写会算？”
“会。”
“试用期一个月，三百块，住后面阁楼，吃跟着我们。做得好留下，加钱。做不好，随时走人。”老板吐出一口烟圈，语速很快，“主要是搬货，理货，登记进出库。手脚要干净，眼里要有活。现在能上工吗？”
“能。”周默把书包往肩上一甩。
阁楼低矮，闷热，仅容一张吱呀作响的钢丝床和一个破风扇。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塑胶和某种电子元件特有的焦糊味。但周默不在乎。他把书包小心地放在床头，换上了老板扔过来的一件印着某某电子厂字样的旧工装。活计繁重，成箱的电阻、电容、集成电路芯片，重量不轻，需要从卡车上搬下来，分门别类码放到货架上，再根据提货单配货。库房狭窄拥挤，货物堆到天花板，夏天像个蒸笼，不动都一身汗，更别提不停地搬运。手指很快被粗糙的纸箱边缘划出口子，汗水一浸，刺痛。腰和肩膀更是酸胀得像是要断掉。
但他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干。老板吩咐的，他立刻去做；没吩咐的，他看到仓库里货物标签混乱，一些旧型号和新型号混放，就趁着午休或晚上收工后，一点点重新整理，用老板给的登记本，歪歪扭扭但极其认真地记下型号、数量、位置。他那本英汉小词典派上了用场，很多元件上的英文缩写和型号代码，他不认识，就查，查了记在本子上，反复背。
老板起初只是冷眼旁观，几天后，有一次急着找一批特定型号的存储器，平时负责的工人抓耳挠腮半天找不到，周默走过去，径直从第三排货架中间层靠右的位置，搬出了箱子。老板没说什么，只是下次发工资时，多塞给他五十块钱。
晚上，阁楼热得像烤箱。同住的另一个年纪大些的搬运工鼾声如雷。周默就着楼道里透进来的昏黄灯光，翻看那本已经被他翻得卷了边的英汉词典，或者在本子上写写画画。他画那些元件的电路符号，尝试理解它们的功能。偶尔，也会在纸的角落，无意识地写下一串化学分子式，那是深夜里，思绪飘回豫东平原时，无法抑制的烙印。然后他会迅速涂掉，用力之大，几乎划破纸背。
第一个月发工资，三百五十块。他留下五十块作为最低限度的零用，其余的全部汇回了柳城县邮政局，收款人：李桂兰。汇款单附言栏，他犹豫了很久，只写了两个字：“平安。”
日子在重复的体力劳作和对陌生技术符号的啃噬中缓慢流淌。深圳的节奏快得让人眩晕，高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地而起，街上的人群永远行色匆匆，空气中充斥着机遇、欲望和不安的气息。周默像一颗被投入急流的石子，沉在最底层，被冲刷，磨砺。他皮肤晒黑了，手上起了厚茧，肩膀宽了一些，眼神里那种少年人的惶惑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默的专注和韧劲。
半年后，老板让他开始跟着学习简单的柜台销售和客户对接。他话依然不多，但介绍起元件的型号、参数、兼容性，却清晰准确。有些老客户甚至点名要找“那个不太爱说话但懂行的小周”。老板看他的眼神多了些别的东西，有时会扔给他一包没开封的烟，他摇摇头，说不会。老板就笑笑，自己点上一根。
周默依旧住在那个闷热的阁楼，依旧吃着简单的盒饭，工资大部分汇回家。他只添置了一样东西——一个二手的小收音机，夜深人静时，调到英语学习的频道，伴随着嘈杂的信号干扰声，跟着念那些生硬的句子。知识，是刻在他骨子里的本能，也是他在这片喧嚣之地唯一能紧紧抓住的、属于自己的浮木。
第二年春天，店里接了一个小批量的电路板焊接和调试的急单，原来的老师傅临时有事回老家。客户催得急，老板急得嘴角起泡。周默看着那些摊开的设计图纸和散落的元件，图纸上那些线条和符号，与他这大半年在仓库里、在客户需求中、在夜深人静时自己琢磨的东西，隐隐有了呼应。
“老板，我试试。”他开口，声音平静。
老板瞪着他：“你？开什么玩笑！这是技术活，焊坏了，板子废了，要赔钱的！”
“焊坏了我赔。”周默说，目光落在图纸的一个关键连接点上，“这个接口逻辑，和之前我们出过的那批游戏机辅助板有点像。用的应该是同系列的可编程芯片，但时钟频率要求更高。”
老板愣住了，将信将疑。死马当活马医，反正也找不到别人。他给了周默一套最基本的工具。
接下来两天两夜，周默几乎没合眼。阁楼成了临时工作间。电烙铁的热气混着松香的味儿。他极其小心，焊点力求圆润牢固，对照图纸反复核对，用借来的简陋示波器一点点测试信号。眼底布满血丝，手指被烫了几个泡。当最后一块板子通过基础功能测试，指示灯按照预设规律亮起时，窗外已是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