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俞静，财富榜上查无此人，因为那张榜单是我家印的。

心血来潮，去自家最不起眼的小公司当个行政，体验生活。

月薪八千，我觉得挺新鲜。

我的顶头上司康鹏，一个靠小姨是集团副总关系进来的显眼包。

他嫌我穿着像保洁，开会不给他鼓掌，天天变着法地折腾我。

直到发薪日，他以“态度不积极”为由，扣了我两千块。

他还当着全部门的人，把那张工资条甩我脸上。

“两千块很多吗？穷鬼，没这点钱活不下去？”

我看着他，认真地点了点头。

“确实，没了这两千，我这个月零花钱就不整了。”

他笑了，同事们也都在偷笑。

他们不知道，我爸给我的零花钱额度，是每个月一个亿。

而不“整”，只是凑不够那个整数了而已。

更不知道，他那个当局集团副总的小姨，昨天刚因为业绩太差，被我电话远程裁掉了。

他以为这是个开始，却不知道，这已经是结局。

我叫俞静，今天是我入职的第三十天。

工作是行政专员，月薪八千，税后。

说出去没人信，毕竟我家光是负责给我剪草坪的园丁，月薪都是这个数的三倍。

但我累了。

每天从五百平米的床上醒来，面对十几个等着伺候我的佣人，真的很累。

我想体验一下普通人的生活。

那种为了几千块工资，挤地铁挤到脸变形的生活。

我爸挺支持我，大手一挥，把他名下最破的一家分公司给我“玩”。

“静静啊，这家公司年利润也就两三个亿，你随便折腾，亏光了算老爸的。”

于是，我来了。

为了真实，我伪造了履历，租了个老破小，每天骑共享单车上班。

不得不说，还挺带劲。

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有点烦人。

他叫康鹏，是行政部经理。

一个二十多岁的精神小伙，头发染得跟鹦鹉似的，仗着自己小姨是集团副总，在公司里横着走。

我入职第一天，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

“俞静是吧？三十了啊？”

他上下打量我，眼神跟菜市场挑拣蔫了的白菜一样。

我点点头，“是的，康经理。”

“啧，这年纪才来做行政，以前干嘛的？”

“以前……家里蹲。”我实话实说。

他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往老板椅上一靠。

“行吧，以后跟着我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端茶倒水、复印文件、订餐收快递这些活儿，总会吧？”

我再次点头。

这些活儿我确实不会，但我有两个助理，二十四小时待命。

我用手机发了个消息：【五分钟内，给我一份《行政专员速成宝典》，要傻瓜版。】

三分钟后，一份图文并茂、细致到怎么换打印机墨盒的PDF就发到了我手机上。

我看了两眼，说：“会。”

康鹏很满意，挥挥手让我出去了。

这一个月，我过得还算安稳。

每天准时上下班，把康鹏交代的活儿干得漂漂亮亮。

他让我订的下午茶，我能精确到每个人对糖分和温度的要求。

他让我复印的文件，我能保证每一份都字迹清晰，连个角都不会皱。

同事们都挺喜欢我，说我人好话不多，做事还利索。

只有康鹏，看我越来越不顺眼。

大概是因为我从来不拍他马屁，也从不参与他那些低级趣味的办公室笑话。

他开会，讲了个过时的网络烂梗，全部门的人都在尬笑。

只有我面无表情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会议重点。

他讲完，特意看了我一眼。

“俞静，你怎么不笑？不好笑吗？”

我抬头，很认真地回答：“康经理，我觉得会议时间很宝贵，我们应该讨论一下下个季度的预算案。”

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从那天起，他开始给我穿小鞋。

别的同事的快递，他让快递员放前台。

我的快递，他非要让我自己下楼到公司大门口去取。

公司空调坏了，他把唯一一台好的风扇，从我工位旁边搬走，放到了他自己脚下。

最过分的一次，他让我去给他买杯咖啡，指明要城南一家网红店的手冲。

公司在城东，来回一个半小时。

等我气喘吁吁地买回来，他一口没喝，直接倒进了盆栽里。

“凉了，不好喝。”

他轻描淡写地说，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盆快被咖啡淹死的绿萝，没说话。

我只是掏出手机，给我爸发了个消息。

【爸，城东这边的写字楼是不是该装修了？空调好像不太行。】

我爸秒回：【安排！明天就让你王叔叔带工程队过去！】

我收起手机，回到工位上，继续做我的报表。

我以为，这就是职场霸凌的极限了。

直到今天，发薪日。

下午三点，财务把工资条发了下来。

我打开一看，实发工资：6000元。

另外两千，不翼而飞。

我拿着工资条，敲响了康鹏办公室的门。

他正翘着二郎腿，一边剪指甲一边看视频，声音开得老大。

“进。”

我走进去，把工资条放到他桌上。

“康经理，我的工资好像有点问题。”

他眼皮都没抬一下，说：“哦，我让财务扣的。”

我愣了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他终于暂停了视频，抬起头看我，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

“俞静，你来公司一个月了，工作态度极其不积极，开会让你笑你不笑，团建让你喝酒你也不喝，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

他说着，站起身，走到我面前。

“扣你两千块，是给你个教训。让你知道，在公司，不是把活儿干完就行的，还得会做人。”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得意而显得有些扭曲的脸。

心里没什么波澜，甚至有点想笑。

我只是平静地问：“这是您的意思，还是公司的规定？”

“公司的规定，就是我的意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小，“怎么，不服气？”

我摇摇头，“没有不服气，只是想确认一下。”

“那就行。”他重新坐回椅子上，挥挥手，“出去吧，别耽误我工作。”

我拿起那张工资条，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身后，传来他肆无忌惮的笑声。

回到工位，整个部门的人都在看我。

有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但没人敢出声。

我坐下来，看着那张写着“6000”的纸条，掏出手机。

这次，我没有联系我爸，而是拨通了我那个常年跟在我身边，但最近被我放了大假的首席律师的电话。

“喂，李律吗？”

“是我，俞总，您终于想起我了？”电话那头传来李律师激动的声音。

“嗯，有点小事。”

我把工资被扣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然后，李律师用一种极其复杂的语气问：“俞总，您是被扣了两千块……人民币？”

“对。”

“因为……工作态度不积极？”

“对。”

李律师又沉默了五秒，似乎在消化这个信息。

最后，他小心翼翼地问：“所以，您是想让我……帮您去劳动仲裁，把这两千块钱要回来？”

我笑了。

“不，李律。”

“我是想让你查一下，我们集团名下，有没有一个叫康胜利的副总。”

“如果有，通知她，她明天不用来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