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名单我从不认为我是个杀人凶手,我是个清道夫。我又一次检查了手套的接缝。
右手无名指根部那道几乎看不见的褶皱,在指关节活动时会形成零点三毫米的缝隙。
我用了两层医用胶带封住它,又涂了一层液态橡胶,现在那道褶皱像被琥珀封住的虫子,
安静地凝固在透明的壳里。这是我的第九个目标。也可能是最后一个。
每次动手前我都这么告诉自己,但那份名单还在变长。三号宋体打印的A4纸,十七个名字,
周德森排在第九位。前面八个都被划掉了,用红色马克笔,我的笔迹很工整。
我曾经想过划掉名字的时候应该潦草一些,应该带着愤怒的力度,应该让墨水洇出纸张。
但我做不到。我连划掉一个名字都要用直尺比着。这是我的毛病。妹妹活着的时候总说我,
哥,你这个人连切西瓜都要量角度。我站在画廊后巷的阴影里,凌晨三点十七分,
风从东边吹过来,带着松节油和丙烯的气味。这个城市的美术馆区建在旧纺织厂的原址上,
红砖墙,铸铁窗框,九十年代改造时加了中央空调系统。我在城建档案馆查了三天,
找到当年的施工图纸,第五张,暖通系统平面图,图号HVAC-1997-042。
那套系统的换气频率是每小时四点七次。通风管道截面零点三平方米,
镀锌铁皮厚度零点八毫米,承重极限一百二十公斤。我在笔记本上画过十七张气流分布图,
计算了从十七个不同位置的通风口释放气溶胶的扩散时间。周德森惯用的站位在展厅东南角,
正对莫奈那幅仿制品的地方。他每周四晚上会独自在那幅画前站二十分钟,这是他的仪式。
他的助理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以为我是艺术品保险公司的人。从东南角通风口到那个站位,
气流扩散需要三十八秒。我的笔记本在出租屋的床板下面,
那本黑色封皮的Moleskine,里面记录着所有必需的数据。
哮喘激发试验的标准药物是乙酰甲胆碱,医用浓度不超过百分之零点二。
我调试了十九次配方,最终浓度是医用标准的四十倍。为了中和挥发过程中的损耗,
我又加了百分之三点五的缓冲剂。我还写了一些别的东西。比如周德森的“生命之桥”,
那个从南亚到欧洲的器官运输链。那些供体大多是欠下高利贷的穷人,
用一颗肾脏换全家活路。周德森对外宣称自己只是“过敏体质”,在酒会上拿这件事开玩笑,
说上帝给了他艺术家的敏感。他的助理说过,周先生每次去东南亚,都住最好的酒店,
吃最好的餐厅,回来的时候行李箱里装着艺术品。那些艺术品从来不过海关。
我把喷雾罐从背包里取出来。铝合金外壳,长十一点七厘米,直径二点二厘米,
和一支口红差不多大。我花了两个月改造它,喷嘴被换成医用雾化器的精密部件,
喷雾颗粒直径控制在三点五微米,恰好能悬浮在空气中,又不会被鼻腔的纤毛过滤掉。
空调系统的检修口在天花板夹层里。我提前一周来过这里,换掉了检修口盖板上的螺丝。
原来的螺丝是不锈钢十字槽,我换成了同样尺寸的,但螺纹被我提前磨损过,
拧开的时候不会发出声音。凌晨三点二十三分,我进入通风管道。
管道里的灰尘比我想象的要多。我的防静电服蹭过管壁,留下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我知道这道痕迹会在二十四小时后被新落的灰尘覆盖,在四十八小时后完全消失,
在七十二小时后变得和其他部位的积灰没有任何区别。但我还是停下来,
用手持吸尘器清理了那道痕迹。吸尘器的滤网是我自己做的,孔径零点一微米。三十八秒。
这个数字在我脑子里反复出现,像节拍器的声音。我在东南角通风口的内侧固定好喷雾罐,
设置定时器。明天下午三点,画廊的湿度控制系统会将相对湿度调整到百分之四十五,
温度二十一度。周德森会在三点一刻左右到达,他每次都迟到一刻钟,
这是他展示重要人物身份的方式。他会在莫奈的仿制品前站二十分钟,然后哮喘发作。
我爬出通风管道,把检修口盖板恢复原状。螺丝拧紧的圈数是三圈半,
和我拧松之前一模一样。然后我离开画廊。凌晨四点零九分,我回到出租屋,
把防静电服装进密封袋。我会在三天后把它带到城东的垃圾焚烧厂,
看着它被送进一千二百度的炉膛。鞋子我会单独处理,鞋底的材质是可溶性聚合物,
在下水道的碱性环境中会在七十二小时内完全降解。
我在行动前七十二小时开始服用米诺环素,这种抗生素会改变皮肤表面菌群的代谢产物,
从而改变体味分子结构。警犬闻不出来。我把这些东西都写进了笔记本。
然后我趴在马桶上吐了。胃里翻涌出来的东西带着咖啡和胃酸的苦味,
我的手指抓着马桶边缘,指节发白。防静电服的内衬是湿透的,不是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跪在卫生间的地砖上,额头抵着马桶圈,等胃里不再有东西可以吐出来。
比替天行道更恶心的,是假装这一切从未发生。第二章:灰尘周德森死了。
我在新闻上看到的。本地资讯频道,女主播用标准普通话播报,
著名艺术品收藏家周德森先生昨日在城东美术馆突发哮喘,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享年五十四岁。画面切到美术馆门口,几个穿黑衣服的人低着头走出来,镜头晃了一下,
拍到地上有一束白色的花。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不是第一次,
前面八个名字被划掉之后我都失眠过,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我想起的是周德森的手。
我在通风管道里见过他的手,他站在莫奈那幅仿制品前面,右手端着红酒杯,
左手插在裤袋里,手指上有一枚银色的戒指。那双手经手过多少肾脏,多少角膜,
多少还带着体温的器官被从活人身上取下来,装进恒温箱,运过大洋,
移植进另一个人的身体。那个接受移植的人会知道吗?他们会感谢上帝,感谢医生,
感谢运气。没有人会感谢一个在东南亚某个地下诊所里被麻醉后摘掉一颗肾的穷人。
天亮的时候我睡着了。梦里妹妹在叫我,哥,哥。她的声音很小,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她的头发掉光了,那是第三次化疗之后。她坐在病床上,手里拿着一本漫画,她说哥你看,
这个英雄好厉害。我走过去想看清楚那本漫画的封面,但是画面碎了。我醒了。
枕头上是湿的。我去浴室洗了把脸,水很凉,镜子里的人眼眶发红。三十二岁,
眼角开始有细纹,鬓角有两根白头发。我拔过它们,但新的又长出来。
妹妹的骨髓配型是在她死后的第二年才通知我的,说找到了合适的供体。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早一点,他们说配型需要时间。我说她死了,他们说很遗憾。
后来我知道那不是时间的问题。是钱的问题。名单上的前三个名字都跟那件事有关。中间商,
审批人,还有一个在最后关头撤回捐款的基金会理事。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
然后一个一个划掉。第九个名字是周德森。第十个名字是吴志远。吴教授。
我用冷水冲了很久的脸,直到皮肤发麻。吴志远是仁济医院血液科的主任,十年前,
就是他用自己的科研经费替我妹妹垫付了第一笔化疗费用。那时候我二十二岁,刚大学毕业,
在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画图纸,月薪三千二。妹妹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确诊的时候,
我银行卡里有一万七千块。吴志远穿白大褂,戴金丝眼镜,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
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他跟我说,**妹的情况还有机会,先治,钱的事慢慢想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那笔钱是从他自己的课题经费里挤出来的,为了这件事他还被医院通报批评过。
我欠他一条命。虽然妹妹最后还是没留住,但我欠他这条命的心意。
现在他的名字在我的名单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三章:白方林夏在周德森死亡现场的第三天提出了异议。
我是在新闻的后续报道里看到这个名字的。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官微发了一条通报,
说针对周德森先生意外死亡的案件,鉴定中心已派出专家组进行复核。措辞很官方,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通报的撰稿人署名是林夏。我查了这个名字。林夏,二十七岁,
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痕迹检验室副主任。公安大学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硕士,
论文题目是《基于激光雷达技术的室内现场三维重建方法研究》。
三年前在一起入室抢劫案的鉴定中出错,导致一名无辜者被羁押一百一十七天,
事后被记过处分。我在知网上下载了她的硕士论文。六十三页,我逐字逐句读完。
我犯了一个错误。周德森倒地的时候,左臂呈保护性弯曲。一个真正哮喘发作的人,
会因为缺氧而双臂伸展,试图扩大胸腔容积。
保护性弯曲意味着他在倒地时仍有意识控制身体姿态。这是第一个矛盾点。
我太专注于药剂的扩散时间,忽略了尸体的姿态语言。第二个矛盾点是画廊的空气质量记录。
那天的PM2.5数值是十二,属于优级,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不足以诱发重度哮喘。
而周德森的医疗记录显示,他的哮喘只有在颗粒物浓度超过七十五时才会被触发。
我制造了一个干净的哮喘,但哮喘不应该发生在干净的空气里。第三个矛盾点是监控信号。
我切断了监控系统,用时十二分钟。这个时间恰好是我计算好的。
但巧合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一个真正的设备故障,时间不会是整数。
我把这三个矛盾点写在笔记本上。然后又在下面加了一行:周德森右手小指的指甲缝。
我不知道林夏会不会发现那个。我在通风管道里蹭过管壁,
防静电服的材质是航天级的复合纤维,含有微量石墨烯。
如果我蹭落的是普通防静电服的材料,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但石墨烯。
石墨烯不会出现在画廊的灰尘里。周德森的葬礼在五天后举行。我决定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