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厉北琛相识于微时，陪他白手起家，看着他一步步成为京城新贵。
可他却在新品发布会当天，当众宣布我的闺蜜才是他的此生挚爱。
甚至轻蔑地嘲讽我：“李水军只是我养的一条狗，你们觉得狗有资格上桌吃饭吗？
”台下哄笑声中，我默默摘下了无名指上那枚价值三千万的婚戒。毕竟这条“狗”，
刚刚拿到了他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也拿到了他这辈子都查不出来的——绝症诊断书。
第一卷：废墟里的月亮第一章发布会上的狗三月的京城，柳絮还没开始飘，
资本圈就已经被一张烫金请柬搅得天翻地覆。厉氏集团“天枢”系列智能汽车的新品发布会，
选在了京城最贵的地标——中国大饭店的会议大厅。从下午两点开始，
酒店门口就停满了各路媒体的直播车，长枪短炮对准了红毯入口，阵仗堪比电影节。
我站在会场侧廊的化妆间里，对着镜子最后调整了一下胸针的位置。
那是一枚卡地亚的猎豹胸针，铂金镶钻，猎豹的眼睛是两颗黄钻，价值一百二十万。
是厉北琛三年前送我的生日礼物。他说：“水军，你就像这头猎豹，安静的时候优雅，
出手的时候致命。”我当时笑着问他：“那我什么时候会出手？”他把我拉进怀里，
下巴抵在我头顶，说：“永远不要对我出手。”那时候我以为这是一句情话。现在想想，
那大概是一句警告。“李总，厉总请您去后台候场。”助理小林推门进来，
手里抱着厚厚的流程单，脸上带着那种职场人特有的、小心翼翼的恭谨。我点点头，
把裙摆上的褶皱抚平。今天穿的是一件香奈儿高定黑色长裙，收腰设计，
裙摆处绣着暗纹的山茶花。这件衣服是厉北琛的秘书团选的，说是“符合厉总夫人的身份，
但又不会喧宾夺主”。喧宾夺主。这四个字用得真妙。妙到我忍不住对着镜子笑了一下。
小林大概是被我的笑容吓到了，结结巴巴地说：“李、李总，您还好吗？”“我很好。
”我把口红收进手包里，“前所未有的好。”从化妆间到后台，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挂着厉氏集团历年的重大里程碑照片——第一笔融资、第一个工厂奠基、第一次IPO敲钟。
每一张照片里都有我。2016年，第一笔融资——我站在厉北琛身后，
穿着Zara的套装，手里拿着一杯星巴克，笑得像个刚拿到offer的应届生。
那时候我们刚搬到北京，住在天通苑的隔断间里，房间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衣柜。
那笔五百万的融资，是我在投资人办公室门口蹲了三天才等来的。2018年，
第一个工厂奠基——我戴着安全帽，站在厉北琛旁边，脚上是一双沾满泥点的运动鞋。
工厂选址在合肥的开发区，那天下着大雨，我和施工方吵了三个小时，
终于把地基的报价压下来百分之十五。晚上回到酒店，发现鞋底磨穿了一个洞。2020年，
IPO敲钟——我站在厉北琛身后，穿了一件rented的礼服，
在纳斯达克的屏幕前合影。摄影师说“看镜头”的时候，厉北琛的手搭在我肩上，力度刚好，
不远不近。每一张照片里我都在。每一张照片里我都是背景板。走廊尽头是后台的入口。
两扇厚重的橡木门，
门上镶着厉氏集团的logo——一个stylized的“厉”字，
据说这个logo的设计费是三百万。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后台已经站满了人。
厉北琛站在最中间，被一群人簇拥着。他今天穿了一件定制的深蓝色西装，领带是爱马仕的，
袖扣是梵克雅宝的，整个人像是从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他确实好看。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
2015年冬天，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创业孵化器里认识。那时候他二十五岁，
刚从清华经管学院毕业，身上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卫衣，坐在一张折叠桌前写BP。
北京的冬天冷得能把人的耳朵冻掉，孵化器的暖气又坏了，他就裹着一件军大衣，
手指冻得通红，还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我那时候在孵化器做**的前台，月薪三千五，
住在公司附近的地下室里。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来访的投资人倒水、登记、指路。
他第一次来前台找我，是因为打印机的墨盒没墨了。“你好，请问墨盒在哪里换？
”他站在前台外面，手里拿着一沓打印了一半的BP，鼻尖冻得发红。我看了他一眼，
说：“你等一下，我去库房拿。”我跑到库房，翻箱倒柜找了十分钟，
终于找到一个新的墨盒。跑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沓BP。
我没叫醒他，只是帮他把墨盒换了，然后把打印好的BP摞在他手边。他醒来的时候，
看到那摞整整齐齐的BP，愣了一下，然后抬头看我。“谢谢，”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李水军。”“李水军？”他笑了一下，“这名字像男生的。”“我爸妈想要儿子。
”“那你可比儿子厉害多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是我第一次觉得，
这个穿着军大衣的穷小子，将来一定能成事。后来我才知道，那沓BP上写的商业计划书，
就是厉氏集团的雏形。而现在，这个当年连墨盒都不会换的穷小子，
已经站在了京城商业帝国的顶端。“水军。”厉北琛看到我，微微抬了抬下巴，示意我过去。
我走过去，在他面前站定。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胸前的猎豹胸针上停留了一秒，
然后说：“今天的发布会很重要，你待会儿坐在第一排，媒体拍照的时候配合一下。”“好。
”“还有，”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一些，“今天瑶瑶也来了，你帮我照顾一下。”瑶瑶。
江瑶。我的大学室友，我最好的朋友，我婚礼上的伴娘。
也是厉北琛手机里存为“月亮”的那个人。“好。”我说。厉北琛看了我一眼，
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转身走上了舞台。聚光灯亮起的瞬间，
整个会场安静下来。我坐在第一排最靠边的位置，身边是厉氏集团的一众高管和投资人。
我的右手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是厉氏最大的机构投资人——鼎晖资本的张总。
他看了我一眼，礼貌性地笑了笑，然后迅速把目光转向舞台。在这个圈子里，
我的身份是“厉北琛的妻子”。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身份的分量，
大概也就比“厉北琛的秘书”重那么一点点。舞台上的厉北琛，像是换了一个人。
他站在巨大的LED屏幕前，身后是“天枢”系列的概念图，声音沉稳有力，
每一个停顿都恰到好处。他讲产品的设计理念，讲技术的突破，讲厉氏集团从零到一的故事。
讲到“从零到一”的时候，他的目光往台下扫了一眼。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
但他的目光越过了我，落在了第二排的某个位置上。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江瑶坐在第二排的正中间，穿了一件白色的Givenchy连衣裙，头发烫成了**浪，
耳垂上戴着一对珍珠耳环，整个人像一朵刚刚盛开的玉兰。她的眼眶红红的，嘴唇微微颤抖，
像是被厉北琛的话感动得快要哭了。我认识江瑶十二年。大学四年，我们睡上下铺。
她从上铺探下脑袋来，问我借洗发水、借充电器、借课堂笔记。她说：“水军，
你是我见过的最靠谱的人。”毕业那年，我拿到了北京一家创业公司的offer，
月薪五千。她拿到了上海一家外企的offer，月薪八千。她犹豫了三天，
最后把上海的offer拒了，拖着行李箱来北京找我。“我想跟你在一起，”她说，
“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那时候我感动得哭了。现在想想，她大概不是想跟我在一起。
她只是想跟“我的未来”在一起。“——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说几句私人的话。
”厉北琛的声音突然变了，从公事公办的沉稳，变成了某种柔软的、几乎是虔诚的语调。
整个会场安静得能听到空调运转的嗡嗡声。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手里的包。
“厉氏集团能走到今天，我要感谢很多人。我的团队，我的投资人，我的合作伙伴。
”他顿了顿，目光再次往台下扫来，“但有一个人，我想单独感谢。”这一次，
他的目光没有越过我。他看的是江瑶。“江瑶，”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温柔，
“谢谢你。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全场哗然。几百号人的会场，
像是被投入了一颗炸弹。记者们的快门声噼里啪啦地响起来，
闪光灯把整个会场照得如同白昼。我坐在第一排，一动不动。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是那种悲伤的空白，而是一种奇异的、近乎超然的空白。
就像是一个人在暴风雪中站了太久，反而感觉不到冷了。“我知道这不是合适的场合，
”厉北琛在台上继续说，嘴角带着笑，“但我想让所有人知道——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瑶瑶陪在我身边。她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纯粹、最美好的女人。”最困难的时候。
我在脑子里把这五个字翻来覆去地咀嚼了好几遍。厉北琛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2015年冬天，他在孵化器里裹着军大衣写BP的时候？是2016年，融资失败七次，
银行卡里只剩三千块的时候？是2017年，第一个产品跳票，
投资人拍着桌子骂他“骗子”的时候？是2018年，工厂工地出了安全事故，
他被家属围堵在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没合眼的时候？那些时候，陪在他身边的人是谁？是我。
是我李水军。是我凌晨三点跑去便利店给他买关东煮。
是我把最后三千块取出来给他交了房租。是我在投资人拍桌子的时候站在他前面，
说“你们要骂就骂我”。是我在工地上跟家属谈判的时候，被一个愤怒的父亲推倒在地，
后脑勺缝了七针。那些时候，江瑶在哪儿？江瑶在国贸的一家外企里做市场经理，
拿着两万的月薪，周末去三里屯喝下午茶，发朋友圈配文“生活需要仪式感”。
她没有陪厉北琛度过任何一段“最困难的时候”。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厉北琛有多困难。
厉北琛从来没有让她知道。他把所有的狼狈、所有的窘迫、所有的不堪，都藏在我面前，
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地出现在江瑶面前。他让我看到了他的底裤。
却让江瑶看到了他的王冠。“厉总，”台下有一个记者站起来，声音里带着兴奋的颤抖，
“您说的这位江瑶女士，和您是什么关系？”厉北琛笑了。那个笑容我太熟悉了。
是他拿下第一个大客户时的笑容，是他在IPO敲钟时的笑容，
是他每一次站在聚光灯下、享受万人瞩目的笑容。“她是我此生的挚爱。”他说。
全场再次哗然。快门声密集得像暴雨。“那您的夫人呢？”另一个记者站起来，声音更大，
“您的夫人李水军女士，今天也在现场吧？”这个问题像一把刀，
精准地**了会场的空气里。所有人都安静了。几百双眼睛在会场里搜寻，
最终锁定在第一排最靠边的位置上——锁定在我身上。我感觉到那些目光的重量，
像是几百根针同时扎过来。厉北琛在台上沉默了两秒。那两秒像两个世纪。然后他开口了。
“李水军？”他说，语气轻飘飘的，像是在说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她只是我养的一条狗。
你们觉得，狗有资格上桌吃饭吗？”台下发出一阵哄笑。那笑声里有记者，有投资人，
有厉氏的高管，有会场的服务人员。所有人都笑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玩笑。
一个霸总在发布会上开的、无伤大雅的、调节气氛的玩笑。我也笑了。我坐在第一排，
穿着香奈儿的高定，戴着卡地亚的胸针，无名指上戴着那枚三千万的婚戒，对着几百个镜头，
笑了。然后我低下头，用右手握住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轻轻一转。戒指很松。
因为它是我一个人去取的。厉北琛那天“临时有事”，让我自己去卡地亚的店里拿。
店员看我的眼神很奇怪，大概是觉得一个独自来取三千万婚戒的女人，要么是刚离了婚，
要么是刚死了丈夫。我把戒指从无名指上褪下来，放在掌心里。三千万的钻石，
在闪光灯下折射出令人目眩的光芒。真好看。可惜是冷的。我把戒指放进手包里，拉上拉链，
动作很轻，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然后我站起来。会场里的笑声渐渐停了。几百双眼睛看着我，
看着这个被丈夫当众称为“狗”的女人，穿着一身黑色高定，脊背挺得像一把尺子，
一步一步地走向会场出口。没有人拦我。也没有人叫我。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厉北琛站在舞台上，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他的表情看不太清楚。
但我能看到他的手——他的右手攥着话筒，指节发白。他没有看我。他在看江瑶。
而江瑶坐在第二排，双手捂着脸，肩膀微微颤抖，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
我推开会场的大门，走进了走廊。走廊里空无一人，
只有我的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哒，哒，哒，像是一颗一颗落地的钉子。
小林从走廊尽头跑过来，脸上带着慌张的表情：“李总！李总您去哪儿？”“回家。”我说。
“可是发布会还没结束——”“已经结束了。”我说。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
走出中国大饭店的大门，三月的风吹过来，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凉意。我站在台阶上，
看着门口的喷泉在灯光下变换颜色，突然觉得有点恍惚。手机在包里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
是厉北琛的秘书发来的消息：“李总，厉总让您别走，待会儿还有媒体合照的环节。
”我没回。又震了一下。这次是厉北琛本人的消息：“你在搞什么？回来。”我在搞什么。
我在搞什么？我在被你当众称为“狗”之后，没有哭，没有闹，没有摔东西，没有骂人，
只是安安静静地走出了会场。这就是我在“搞”的事情。我把手机放回包里，走下台阶，
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哪儿？”司机问。“天通苑。”我说。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大概是在确认这个穿着香奈儿高定的女人，为什么要去天通苑那种地方。“天通苑哪儿？
”“西区，三区。”司机踩下油门，车子汇入了京城三月的车流中。**在座椅上，
闭上眼睛。天通苑西三区。那是我们来北京的第一个住处。一个隔断间，月租一千二，
房间大概六平米，放下一张一米五的床之后，连转身都困难。冬天暖气不热，
要裹着两床被子睡觉。夏天没有空调，厉北琛就把湿毛巾敷在额头上，继续写代码。
那时候我们穷得叮当响，但每天晚上，他会从楼下的小卖部买两根冰棍回来，一人一根，
坐在床上，背靠着墙，一边吃一边聊天。“水军，”他说，“等我有钱了，
我要给你买一个大房子。带花园的那种，你可以在花园里种花。”“我不喜欢种花。”我说。
“那你想种什么？”“种菜。”他笑了，笑得眼睛弯成月牙：“好，种菜。
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那是我们最穷的日子，也是最富的日子。后来他有钱了。
他给我买了大房子，带花园的那种。但花园里没有种菜，因为他说“种菜不好看，
配不上房子的档次”。他也给我买了车，买了包，买了衣服，买了珠宝。
但他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冰棍。出租车在高速上行驶，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
像是倒放的电影胶片。手机又震了。这次是江瑶。“水军，你听我解释，
北琛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开玩笑开过头了。你别生气好不好？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我看着这条消息，嘴角不自觉地勾了一下。开玩笑。当着一百多家媒体的面，
说自己的妻子是“狗”，这叫开玩笑。如果这就是玩笑，
那厉北琛这辈子大概从来没有对我认真过。我没回江瑶的消息，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膝盖上。
车窗外，京城的夜景在眼前铺展开来，璀璨、繁华、冷漠。这座城市的灯光下，
每天都在上演着无数的故事。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倾家荡产，有人相遇，有人别离。
而我的故事，大概就是这座城市里最俗套的那一种——陪一个男人白手起家，
看着他功成名就，然后被他当众抛弃。俗套到连编剧都不好意思这么写。
但生活从来不是编剧。生活比编剧狠多了。
第二章那条“狗”的反击出租车停在天通苑西三区门口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我付了车费，下车，站在小区门口，看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
恍惚间觉得自己穿越回了八年前。天通苑还是那个天通苑——密密麻麻的塔楼，
乱七八糟的电动车，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麻辣烫和炒面的味道。
穿着睡衣的大妈拎着塑料袋从超市出来，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
一个抱着吉他的年轻人坐在花坛边上，弹着一首跑调的《成都》。一切都没变。但我变了。
我穿着六万块的香奈儿高定，站在这个月租一千二的隔断间楼下，像一个走错片场的演员。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了小区。八号楼，三单元，五楼，没有电梯。我踩着高跟鞋爬了五层楼，
在502门前停下来。门上的锁还是当年那把——一把生锈的老式防盗锁，
钥匙孔都快被堵死了。我从包里翻出那串钥匙——是的，我还留着这串钥匙，八年了，
一直挂在钥匙扣上，从来没有取下来过。钥匙**锁孔，费了好大劲才拧开。
推开门的一瞬间，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房间里一片漆黑。我摸索着找到墙上的开关，
按下去——灯没亮。大概是欠费停电了。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束在房间里扫了一圈。
六平米的隔断间，比我记忆中还要小。墙上贴着的壁纸已经翘起了角，露出后面发霉的水泥。
床还在——那张一米五的铁架床，床垫上落满了灰。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落满灰尘的相框，
我拿起来看了一眼，是我们当年的合照。照片里的两个人，穿着廉价的T恤，挤在这张床上，
对着镜头比耶。厉北琛的头发乱糟糟的，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
我的脸上带着一种年轻人才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笑容。那时候我们以为，只要够努力，
就能拥有全世界。后来我们确实拥有了全世界。但我们丢掉了彼此。不。不是“我们”。
是我丢掉了他。或者说，是他丢掉了我。我把相框放回床头柜，在床边坐下来。
床板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吱呀声，灰尘在手机的光束中飞舞。我坐在那张床上，
穿着香奈儿的高定，戴着一百二十万的胸针，手里攥着一串生锈的钥匙，
突然觉得这一切荒诞得像一场梦。手机响了。这次是电话。来电显示：厉北琛。
我盯着屏幕看了十秒，然后按下了接听键。“你在哪儿？”他的声音冷得像三月的冰碴子。
“天通苑。”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你去那儿干什么？”“看看。”“看什么？
”“看看我们开始的地方。”又是沉默。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彻底死心的话：“李水军，
你别跟我玩这些煽情的。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在发布会上提前离场，让媒体怎么写？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公关费去压这条新闻？”我笑了。是真的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冷笑，
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觉得一切都太好笑了的笑。“厉北琛，”我说，
“你在台上说我是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媒体会怎么写？
”“那是玩笑——”“你不是一个会开玩笑的人，厉北琛。”我打断他，“你从来都不是。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心里想的。”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声，急促的，
像是被戳中了什么。“你回来，”他说，声音软了一些，“这件事我们回家再说。
”“我没有家了，厉北琛。”“你在说什么——”“你当着一百多家媒体的面，
说你的妻子是你养的狗。你觉得，我还能回哪个家？
”“水军——”“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我说，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念一份报告，
“最可笑的是，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不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想的是‘还好我提前做了准备’。”“什么准备？”我没回答。“李水军，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厉北琛，你好好享受今天的发布会吧。
天枢系**实是个好产品，你会赚很多钱的。”“你到底在说什么？”“晚安，厉北琛。
”我挂了电话。然后我关了手机，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在一片黑暗中睁着眼睛，
直到窗外的天色渐渐发白。那一夜，我没有哭。不是因为我坚强。而是因为我太累了。
累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第二天早上六点，
我从天通苑坐地铁回了我们住在朝阳公园旁边的家。那是一栋价值两亿的独栋别墅，
光是花园就有三百平。花园里没有菜，只有从日本空运过来的罗汉松和从法国进口的薰衣草。
我进门的时候，佣人正在打扫客厅。看到我，她愣了一下，
大概是没想到我会在这个时间回来。“李总，您吃早餐了吗？我给您准备——”“不用了。
”我说，“帮我收拾一个行李箱，我要出趟门。”“好的。要去几天？”“不确定。
”我上楼，走进主卧。主卧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厉北琛和江瑶的合照。照片里，
两个人站在埃菲尔铁塔前面，厉北琛搂着江瑶的腰，江瑶靠在他的肩上，两个人笑得很开心。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去年厉北琛去巴黎出差的时候，
跟我说的是“我一个人去的”。我没动那张照片，只是打开衣柜，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塞进行李箱里。然后我走到书房，打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一个文件袋。
文件袋里装着三样东西：第一样，是厉氏集团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协议。
这份协议是三个月前签的。那时候厉北琛正在筹备天枢系列的发布，忙得焦头烂额，
把所有法律文件都扔给了法务部门处理。我把股权**协议夹在一堆融资文件里，
他看都没看就签了。准确地说，是他让秘书代签的。因为那段时间他太忙了，
忙到连自己的签名都让别人代劳。而那个“别人”，恰好是我安排的人。第二样，
是厉氏集团过去三年财务造假的完整证据链。这不是我编的。是厉北琛自己做的。
他为了让公司的估值不断攀升，在营收数据上做了手脚。
我有全部的原始账目、银行流水、以及他和财务总监的录音。第三样，是一张诊断书。
京城协和医院，肿瘤科，诊断结论：胰腺癌，中晚期。患者姓名：李水军。
诊断日期：三个月前。我看着那张诊断书，手指轻轻摩挲着纸面上“胰腺癌”三个字，
心里涌上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恐惧。不是悲伤。是一种释然。
一种“终于可以放下了”的释然。三个月前，当医生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坐在诊室的椅子上，问了医生一个问题：“我还有多久？”医生说：“如果不进行治疗，
大概六到八个月。如果进行化疗——”“化疗的成功率是多少？”医生沉默了。
那个沉默就是答案。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告诉厉北琛，没有告诉江瑶，
没有告诉我的父母——我父母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就先后去世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能毫无牵挂地跟着厉北琛来北京。我选择了一个人承受这一切。
不是因为我不想告诉别人。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可以告诉的人。
我的父母不在了。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是江瑶，而她是我的“好闺蜜”，
同时也是我丈夫的“此生挚爱”。
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正在忙着给他的“此生挚爱”准备一场盛大的告白。在这个世界上，
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一条“狗”。一条得了绝症的“狗”。但这条狗，
在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的时候，做了一件所有狗都会做的事情——她咬住了主人的咽喉。
我把三样东西装回文件袋里，把文件袋放进随身的手提包，拉着行李箱走出了书房。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遇到了厉北琛。他站在楼梯下面，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
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黑眼圈。他大概是一夜没睡。看到我手里的行李箱，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你要去哪儿？”“出去散散心。”“散什么心？昨天的发布会你搞成那样，
今天要开复盘会，你必须参加。”我看着他，突然觉得他很陌生。这个男人，
我曾经以为我了解他的一切——他的习惯、他的脾气、他的弱点、他的梦想。
但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像是一个披着厉北琛皮囊的陌生人。“厉北琛，”我说，
“你昨天晚上在台上说的那些话，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他愣了一下，
然后脸上的表情变得不耐烦。“我说了那是玩笑。你怎么这么敏感？”敏感。我陪他八年，
从六平米的隔断间到两亿的别墅，从负债累累到身家百亿，
我替他挡过刀、挨过打、背过锅、坐过冷板凳。他当众羞辱我，说我是“狗”。
然后他说我“敏感”。“好，”我说，“我是敏感。”我拉着行李箱从他身边走过。
他伸手拦住我：“李水军，你给我站住。”我停下来，看着他。
“你手里的文件袋里装的是什么？”他的目光落在我手提包上露出的文件袋一角，
眼神突然变得警觉。“没什么。一些私人的东西。”“给我看看。”“不。”他的眼神变了，
从警觉变成了危险。“李水军，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妻子。你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是吗？”我说，“那你别忘了，厉氏集团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现在是我的。
”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煞白。“你说什么？”“我说，”我一字一顿地说，
“厉氏集团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在我的名下。三个月前签的协议，法务部备案了，
工商局也登记了。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他盯着我看了五秒，然后猛地转身，
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书房。我听到他翻箱倒柜的声音，听到他打电话的声音，
听到他砸东西的声音。然后是一声巨响——他大概是把书桌上的显示器摔了。我站在楼梯口，
听着那些声音，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五分钟后，他从书房里冲出来，脸色铁青，
眼睛通红，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李水军！**敢阴我？！”“我没有阴你，”我说，
“是你自己签的字。”“那是——”“那是你让秘书代签的。而那个秘书，是你亲自招的，
是你亲自面试的，是你亲自给她发的offer。所有的流程都合规合法，
你告到哪儿都没用。”他站在楼梯上面，胸膛剧烈地起伏着，手攥成拳头，指节发白。
“你到底想干什么？”他的声音沙哑，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我不想干什么，”我说，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昨天在台上说的那条‘狗’，现在才是厉氏集团真正的主人。
”他愣住了。我看着他愣住的表情，突然觉得很疲惫。
是身体上的疲惫——虽然胰腺癌确实让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而是一种灵魂深处的疲惫。
八年的感情，最后落得这样一个结局。他用一句话毁掉了我所有的付出。
我用一份协议毁掉了他所有的成果。我们像两条互相撕咬的狗，把彼此咬得遍体鳞伤。
而最可悲的是——我甚至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厉北琛，”我说，声音很轻，
“你知道我最难过的是什么吗？”他没有说话。“我最难过的，不是你骂我是狗。
而是你骂完我之后，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问题。在你的世界里，我就是一个工具。
一个帮你赚钱、帮你打理公司、帮你擦**的工具。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人来看待。
”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你知道吗，当年在天通苑的时候，
你每天晚上给我买冰棍。那根冰棍一块钱。但我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后来你有钱了，你给我买包、买车、买房子，但你再也没有给我买过一根冰棍。
因为你觉得一块钱的东西配不上你的身份。但你不明白——我要的不是包，不是车，
不是房子。我要的只是一根一块钱的冰棍。”我的声音在最后微微颤抖了一下。但我没有哭。
我不会在他面前哭。“再见，厉北琛。”我拉着行李箱，走下了楼梯，
走出了那栋两亿的别墅。三月的阳光照在我身上，暖洋洋的，像是有人在轻轻拥抱我。
我站在别墅门口，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喂，周律师吗？
我是李水军。对，可以开始了。”第三章暗流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京城资本圈像是被人扔了一颗深水炸弹。首先是厉氏集团的股价。
在发布会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厉氏集团的股价开盘即跌停。
上连个水花都激不起来——而是因为有人在市场上放出消息：厉氏集团存在严重的财务造假。
消息的来源是匿名的，但放消息的渠道是顶级的——彭博社、路透社、华尔街日报，
三家同时发了报道。报道中引用了大量详实的数据，
包括厉氏集团过去三年虚增营收的具体数字、造假的手法、以及涉及的银行账户。当天，
厉氏集团的市值蒸发了八十亿。第二天，**宣布对厉氏集团立案调查。第三天，
厉氏集团的CFO——厉北琛的大学同学赵明远——在被调查组约谈后，
直接从公司总部大楼的顶层跳了下来。人没死，但脊椎断了，大概率要终身瘫痪。
赵明远跳楼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协和医院的化疗室里，胳膊上插着管子，
看着化疗药一滴一滴地流进我的血管。化疗的滋味，不是亲身经历的人根本无法想象。
那不是痛。痛是诚实的、直接的、可以被描述的。
疗是一种全方位的崩溃——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个关节、每一根神经都在告诉你：放弃吧，
别撑了。
呕吐、脱发、口腔溃疡、手脚麻木、骨髓抑制……这些词汇在医学课本上只是冷冰冰的名词，
但当它们同时降临在你身上时，你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台正在解体的机器。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新闻推送——“厉氏集团CFO赵明远坠楼，
目前仍在ICU抢救”——然后闭上了眼睛。赵明远。那个人，我认识。
他是厉北琛的大学室友，也是厉氏集团的二号员工。2016年加入公司的时候，
他刚从一个会计师事务所被裁掉，身上背着三十万的网贷，老婆跟他离了婚，孩子跟了前妻。
是厉北琛给了他一个机会。也是我帮他谈了那个offer——月薪两万，外加期权。
对于一个被裁员的会计来说，这已经是救命稻草了。八年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