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六年，四十七岁的张璁终于中了进士。

传胪大典上，唱名官的声音响彻奉天殿：“第二甲第三十二名，浙江永嘉张璁——”

他出列跪拜，额头触地时，冰凉的金砖让他瞬间清醒。没有狂喜，只有一种沉重的确认：这条路，走了二十八年。

更冷的还在后面。馆选结果出来，一甲三人和二甲前列入了翰林院，他名次靠后，被分配到南京刑部，任主事——一个闲得长草的职位。

离京前，他去拜会座师、大学士费宏。老人家倒是客气，说了些勉励的话，临别时却叹道：“秉用啊，你文章是好的，就是……太独。在南京也好，清净，多读书。”

“太独”二字，像一根针。

南下的船上，张璁看着运河水滚滚东去，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瓯江观潮。那时他以为，只要中了进士，便能乘风破浪。现在才知，官场比江水复杂万倍——这里有明礁，有暗流，有无数看不见的网。

南京刑部果然清闲。主事管些文书档案，三五日无事。同僚多是失意之人，或年纪老大，或得罪权贵，整日喝茶下棋，消磨时光。

张璁却闲不住。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结交“同类”。很快发现，南京这座陪都，简直是失意官员的集散地。在这里，他认识了同样被排挤的桂萼，满腹经纶却只任闲职的方献夫，还有因谏言被贬的霍韬。几人常聚在秦淮河边的茶馆，议论时政。

第二，研究时局。他托京中故旧，定期抄送邸报。正德皇帝的荒唐、刘瑾虽倒宦官仍盛、边关告急、民变四起……每一条消息，他都仔细分析，在书页空白处写下批注。

第三，完善理论。他将《礼经辨疑》的核心观点，结合时局，写成了一篇更系统、更有针对性的文章，取名《大礼或问》。文章的核心只有一句话：“礼非天降，乃顺人情。”

一晚，桂萼读罢文稿，拍案叫绝：“秉用兄此论，可破百年迷雾！只是……”他压低声音，“若传到北京，杨阁老怕是要震怒。”

杨廷和。当朝首辅，文官领袖，程朱理学的捍卫者，也是将张璁“发配”到南京的决策者之一。

张璁淡淡道：“理越辩越明。”

“辩？”桂萼苦笑，“杨阁老执掌内阁十余年，门生故旧遍天下。他要定的事，谁能辩？”

“天子。”张璁望向北面，“若天子要辩呢？”

众人皆惊。桂萼迟疑道：“陛下他……沉溺豹房，怕是不理朝政。”

“不会永远如此。”张璁的声音很轻，却斩钉截铁，“武宗无子，一旦……必有大变。”

这话太大逆不道，无人敢接。茶馆里静了下来，只有秦淮河的桨声远远传来。

正德十六年三月，消息传来：武宗驾崩。

张璁正在衙署整理卷宗，笔一顿，墨点滴在纸上，洇开一朵黑花。他缓缓放下笔，走到窗边。南京的春天来得早，院中桃花已开了三两枝。

“终于来了。”他喃喃自语。

紧接着，第二道消息：杨廷和依《皇明祖训》“兄终弟及”，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继大统。

再然后，第三道消息：新帝坚持要尊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与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发生激烈冲突。朝堂僵持，天下瞩目。

南京的官员们也议论纷纷。多数人支持杨廷和：“礼法如此，岂能轻改？”“新君年轻，受小人蛊惑。”“杨阁老定能力挽狂澜。”

张璁一言不发。他回到家中，闭门三日。书房里，那篇《大礼或问》摆在案头，纸边已微微发黄。

第三日深夜，烛火将尽。张璁提笔，在文稿首页写下五个字：

《正典礼第一疏》

他写得很慢，每一句都思量再三。这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二十六年思索的总爆发——从瓯江观潮到七试不第，从永嘉书斋到南京冷衙，所有压抑的才学、所有清醒的痛苦、所有被斥为“异端”的见解，此刻汇成一道洪流，冲决笔端。

写到最关键处，他停笔，望向窗外。夜空无月，唯有几颗寒星。

“满朝公卿，皆循旧例而畏权势，无人为陛下言父子人伦之至情！”他低声自语，像在说服自己，“我本一介南官，沉沦半生，此乃天赐良机。若以此论，直达天听，或可一言定鼎；若败，不过归于尘土，胜过老死冷衙！”

最后一笔落下，天已微明。张璁封好奏疏，唤来老仆：“寻可靠之人，送往京师，务必直达司礼监，呈交陛下。”

“老爷，这……”老仆惶恐。

“去吧。”张璁平静地说，“我这一生的赌注，全在此了。”

老仆走后，他推开窗。晨风涌入，带着长江水汽。极目北望，千里之外，紫禁城刚刚醒来。

一场席卷整个王朝的风暴，将从这份奏疏开始。

而他，在蛰伏了四十六年后，终于亮出了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