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沉沉，霓虹在湿漉漉的街面上晕开一层冷光。人群的脚步匆忙而疏离，

像是各自奔赴一场无法回头的命运。风穿过高楼的缝隙，

带来远处的汽笛声和模糊不清的低语。一切看似寻常，却暗流涌动，像是下一秒，

就会有人被推入深渊。1婚宴结束的时候，酒店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

伴郎帮我提着裙摆走到车边。伴娘在后面喊：“意晚，你慢点，小心踩到。”我点了一下头，

把手里的房卡塞进手包。酒店的旋转门转得很慢，里面是暖气味和地毯味。

前台**笑着说：“新婚快乐。”我嗯了一声，跟着伴郎伴娘走进电梯。伴郎伸手按了楼层，

说：“到了就早点休息。”伴娘说：“有事给我们打电话。”我说：“好。”电梯门合上，

楼层数字一格一格地跳。叮的一声，门开了。走廊的灯有点发黄，地毯踩上去软软的。

前面传来一声脆响，像是鞋跟断了。我抬头，看见顾南珩扶着一个穿红裙的女人慢慢走过来。

她的头发很长，眼影很重，脚尖歪着。顾南珩低下腰，把她直接抱了起来。

我停在走廊另一端，看着他的左手。婚戒还在，金色的。他们走到套房门口，

顾南珩用肩膀顶了一下门锁。卡的一声，门开了。门关上的时候，走廊里只剩空调的风声。

我转身，回到电梯前。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到了一楼，大堂有客人推着行李进来，

轮子在地面拖出一条细长的声线。我从他们旁边走过去，没有回头。第二天早上，

手机在床头柜上响个不停。我接起来，是公司秘书：“顾家法务发了解除合作函，

说是信任危机，董事会十点开会。”我说：“知道了。”会议室的冷气很足，

沈父坐在长桌尽头，桌上放着那份合同。他刚翻到第二页，手就抖了一下。

有人喊：“董事长！”我冲过去的时候，他已经瘫在椅子上。

救护车的警报声很快从远处逼近。急诊室外，医生递来病危通知书：“家属签一下，

病人需要长期住院。”我接过笔，在白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还没走出医院大门，

公司两个董事在走廊口拦住我。其中一个皱着眉问：“是不是你私下和谁见面了？

顾家才会这样？”我说：“没有。”另一个摇头：“你先别进公司了，

项目组的事我们会安排别人接。”晚上，医院的走廊亮着冷白的灯。我蹲下来，

把婚纱塞进塑料袋里，袋子发出沙沙的声音。一束白玫瑰只剩下半截绿茎，我顺手扔进纸箱。

那张没用过的婚房房卡，我放在最上面。纸箱封好，放在墙边。

广播里在念隔壁病房的探视时间。我抱起纸箱，站起来。

缴费窗口的人伸出手接过我的银行卡。打印机吐出热乎的收据，我用手抚了一下。

另一只手里，手机屏幕停在一张飞往洛杉矶的机票订单。旁边夹着一张产检预约单。

2出院那天，天灰蒙蒙的。医院门口的出租车一辆接着一辆地走。我拖着行李箱，

把门口的医用口罩扯下来丢进垃圾桶。司机摇下车窗问：“去哪儿？”我说：“国际机场。

”后备箱关上的声音闷闷的。到机场的时候，行李箱的轮子在地砖上咯噔咯噔响。

售票柜台的工作人员看了一眼我的护照，说：“单程还是往返？”我说：“单程。

”她敲了几下键盘，把机票递过来：“登机口B12，晚上九点二十五起飞。

”候机大厅里广播反复播放登机提示。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掌摁在肚子上。

飞机起飞的瞬间，安全带勒得我喘不上气。落地的时候已经是凌晨。

入境大厅的灯光亮得刺眼。排队的人不多，海关的官员翻了翻我的护照，问：“旅游？

”我说：“是。”行李检查后，我拖着箱子出了航站楼。冷风一下子灌进脖子里。第二天，

我找到一家房产中介。中介把钥匙递给我，说：“房租一个月八百，押二付一。

”合同摊在桌上，我签了名，把现金放在他面前。公寓在四楼，木地板有点旧，

窗子一推开就是马路。一周后，我去了社区的妇产科。医生戴着口罩说：“做个B超吧，

怀孕十七周。”我接过超声单，单子上的日期用蓝色钢笔圈了起来。分娩那天，

疼得我直冒汗。护士推着床一路跑进手术室。医生喊：“失血多，备血。

”抢救灯照得人睁不开眼。半夜，护士把婴儿放到我身边，说：“男孩，六斤三两。

”第二天，助产医生拿着化验单走进来：“血型很少见，要不要再复查一次？

”我说：“复查，化验单给我留一份。”出生证明上，父亲那一栏是空的。

登记员说：“没有父亲的信息，不能登记本地户籍。”我说：“那先这样。”签证过期后，

我只能用旅游签滞留。看病全是自费，柜台上的账单一个比一个高。我接一些翻译的零工。

接单平台的客服说：“这个文件五十美金，你要接吗？”我说：“要。

”客户打款截图保存在手机相册里。支出账本上，房租、水电、奶粉钱加起来，

几乎和收入持平。我给孩子取名沈时安。出生登记表和中文名的记录都放进信封里。

夜晚带孩子坐地铁去交稿，电梯坏了，只能抱着孩子爬楼梯。外面下着小雨，

站台的广播一遍一遍播末班车时间。回到公寓，

我把化验单、出生证明、工单结算截图整齐放进一个资料袋。资料袋放进柜子，

柜门咔哒一声合上。订机票的网页卡了一下，确认页面跳出来。目的地是国内。我合上电脑，

把护照和资料袋一起塞进包里。3飞机落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半。机舱门一开，

热气直接涌进来。我抱着沈时安，跟着人流走到入境检查台。

工作人员翻开我的护照：“回来多久？”我说：“暂时不确定。”盖章的声音啪的一下。

行李转盘上，我的箱子外壳有一条新的划痕。出了机场，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去哪儿？

”我说：“殡仪馆。”殡仪馆的门口摆着几盆塑料花，灰尘落在花瓣上。

前台是个戴老花镜的女人，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你是来取骨灰还是续费？”我说：“续费，

顺便查一下寄存时间。”她翻出一本厚账本：“欠费两年，去世时间五年前三月二十六。

”交完钱，我拿着收据出了门。律师事务所在三楼，电梯门关得很慢。律师姓周，

他把一个牛皮纸袋推到我面前：“这是你父亲留下的遗物。”我打开袋子，

里面是几份合同复印件、一叠打印的邮件、几页银行流水，还有一张手写的备忘纸。

周律师说：“清单在这里，你核对一下。”我点了点头，把袋子重新封好。傍晚，

我带着孩子去一家廉价旅馆。前台小伙子说：“一晚一百，押金三百。

”我掏出现金放到台面上。房间的墙皮有几块脱落，窗帘褪色，洗手间的灯有点闪。

第二天早上，我带沈时安去附近的社区临时学校。校长姓刘，戴着眼镜：“要填个登记表，

孩子的户口在哪儿？”我说：“暂时没有。”他停了一下，递给我一支笔：“那先填住址。

”中午，我约了沈家的旧同事在一家小面馆见面。他搅着碗里的面说：“当年解约那会儿，

顾家那边开了个临时会议，名单我还记得。”我拿出笔记下名字。下午，

我在复印店把遗物里的文件全扫了一遍。屏幕上的搜索结果一行行跳出来，

“林芷若”这个名字出现了七次，其中两次和一笔大额转账放在同一行。我把文件收好，

走去附近的一家公关公司。前台问：“找谁？”我说：“帮我把这个送到顾氏集团前台，

收件人就写顾南珩。”她接过名片和信封，在收件簿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傍晚，

我去了沈家旧宅。铁门上挂着法院的查封公告，公告上写着案件号和执行法院。

我用手机拍了下来。晚上，我联系了一个活动策划方。电话那头的男人说：“酒会门票一千，

现金交易。”我说：“明天取票。”衣柜门被我推开，黑色礼服挂在最里面。我把它取下来，

搭在床上，旁边放着那一沓文件的复印件。明天，我要去酒会。4天刚擦黑，

我到了国际会展中心。门口站着两名保安。其中一个伸手：“二维码。”我把手机递过去。

扫描器滴的一声亮绿灯。他看了一眼腕表：“入场时间，十八点二十二分。”宴会厅在二楼。

推门进去，水晶灯把整个天花板照得像白昼。桌上摆着高脚杯，香槟瓶的金箔在灯下闪。

墙边的展板上印着参与企业的名字。主持人在台上试音：“各位嘉宾，

欢迎来到本年度商界酒会。”我走到香槟台旁，拿了一杯。隔着人群，我看到顾南珩。

他穿着深灰色西装，袖口的扣子反着光。他正和几位企业家握手，嘴角带着礼貌的弧度。

他的视线突然停在我身上。停了三秒，他走过来。“你来做什么？”顾南珩的声音压得很低。

“确认宾客名单上有没有我的名字。”我说。他眉毛动了一下。林芷若从另一侧走过来，

挽住他的手臂。她笑着说：“顾太太吗？我是林芷若，我的公司是这次酒会的赞助商。

”我看了她一眼：“沈家的项目，你应该听过吧。”林芷若的笑容没变：“听过，

挺有意思的。”旁边的酒会摄影师举着相机拍了一张。两位公关人员在不远处整理名单。

我故意在顾南珩面前和一家建筑公司代表交换名片。对方说：“有机会联系。”我说：“好。

”顾南珩看着我，没说话。酒会结束的时候，人群往门口涌。我从后门出去，冷风一吹，

裙摆轻轻摆动。不远处，一辆黑色轿车亮着近光灯。我走到路边打车。

那辆车缓缓跟在出租车后面。5咖啡厅的落地窗外是正午的阳光。我在靠墙的位置坐下，

把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服务员走过来：“要点什么？”我说：“美式咖啡，不加糖。

”对面坐的是顾家竞争对手公司的董事助理。他把公文包放在桌边，

说：“今天怎么有空约我？”我说：“我手里有些顾家几个项目的旧资料。

”他抬眼看我：“打算怎么用？”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合作。”他点了一下头，

把手机调成静音。咖啡端上来，收据夹在托盘里，时间是12:47。

我用手指把收据推进包里。对面的人拿出一本小记事本，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我回去转达。

”我说：“好。”傍晚，我从咖啡厅出来，走到斑马线前。

对面街角站着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手里拿着相机。他背对着我，但镜头正对着咖啡厅方向。

我多看了一眼，走到出租车边。三天后，楼下的邻居敲我的门。

邻居说：“你家附近有个人蹲了半小时，我报警了。”我下楼的时候，两名警察正站在路边。

其中一个男人从口袋里拿出证件：“顾氏集团安全部，受公司委派调查。”我说：“调查我？

”他没回答。晚上，我带着沈时安去商场买生活用品。地下停车场灯光有些暗。

我刚打开车门，就听见有人喊：“沈意晚。”顾南珩走过来，停在车前。

他的目光落在沈时安脸上。“几岁了？”顾南珩问。“七岁。”我说。“在哪儿上学？

”他问。“附近。”我说。停车场的摄像头正对着我们的位置，红灯一闪一闪。

顾南珩看了我一会儿，没有再问。他转身走向另一辆黑色轿车。车开走的时候，

摄像头拍到了它的车尾。回到家，我打开信箱。里面放着一个白色信封，没有署名。

信封里是一张顾南珩年轻时的照片。6上午十点零五分，手机响了。

班主任的声音在电话里急：“沈时安在操场摔倒了，头上流血，我们已经送去市第一医院。

”我问：“情况严重吗？”班主任说：“医生让你马上过去。”我赶到学校的时候，

操场上还留着一条血迹，被水冲得发淡。门卫说：“孩子已经走了。”我直接拦了出租车。

十点二十七分，市第一医院急诊室门口，人来人往。医生从抢救室推开门：“家属签字，

可能需要输血。”我接过同意书，手里的笔有点滑。医生抬头问：“孩子血型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