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我这一辈子,见过八百种死法,但没有一种比在金子堆里活活烂掉更他妈惨的。
1987年深秋,我从松潘古城墙根底下挖出第十三具尸体时,他的指甲缝里还嵌着金粉,
十个指甲盖全翻起来了,像是用手生生刨过石头。他的眼睛是睁着的,
瞳孔里映着岷江源头那一片永远化不开的雾。法医说他是活埋的。我说不是。
他是被金子压死的。一个人心里装的东西太重了,身子就轻了,最后连命都托不住。
我叫韩老三,那一年二十六岁,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分配在茂县黄金管理站当临时工。
说是管理站,其实就是一间土坯房,门口挂块牌子,里头三张桌子两把椅子,站长姓刘,
四十出头,秃顶,整天抱个搪瓷缸子喝老阴茶,
最大的本事是能把“禁止私人淘金”六个字念出十八种调调来。那年月,川西北的雪山沟里,
金子两个字比啥都烫嘴。岷江从弓杠岭一路淌下来,
在松潘、茂县、汶川那一片山里拐了几道弯,河滩上的沙子捧起来对着日头一照,亮闪闪的,
全是金星星。当地老人说,那些年牦牛踩出来的蹄窝里,下一场雨,窝底就能积一层金砂。
这话夸张了,但也差不离。我第一天上班,刘站长递给我一把筛子和一个搪瓷盆子,
说:“去,到河滩上练练手,看看能不能筛出点儿东西来。”我说我不是来管淘金工人的吗?
刘站长呷一口茶,眯着眼看我,那眼神像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娃娃。他说:“韩老三,
你晓不晓得这方圆三百里,有多少人在偷偷摸摸淘金?”我摇头。“八千。
”他竖起一根手指头,“八千个人,每人每天从河滩上挖走一克,你算算,一天就是八公斤。
八公斤!你知道八公斤黄金在市场上值多少钱?”我还是摇头。“我不跟你说钱,
我跟你说命。”刘站长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这八千个人里头,今年已经死了二十七个。
淹死的、塌方压死的、被人用石头砸死的、自己疯了的——你管的是这些人的命。
”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的岷江正轰隆隆地响,像是在给他的话配音。我没当回事。
我当过兵,上过前线,死人见过,血也见过。我想一条河滩上能有多大的事?后来我才知道,
河滩上的事,比战场上还邪性。战场上你至少知道子弹从哪个方向来。
但金子这玩意儿——它从你心里头长出来,先啃你的良心,再啃你的骨头,等你发现的时候,
你已经不是人了,是披着人皮的鬼。我要讲的这个故事,
发生在1987年的冬天到1988年的春天,前后不到五个月。五个月里,
我亲眼看着一个叫“鬼门窟”的野矿洞,吞进去一百三十七条命,
吐出来的金子装满了三麻袋。而那些金子,至今还带着人血的腥气。
第一章:河滩上的骨头我到茂县的第三天,就出了一件事。凌晨四点多,
我被一阵砸门声吵醒。门外站着一个藏族汉子,四十来岁,披着一件破羊皮袄子,
脸上的褶子像刀刻出来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你是韩老三?”他喘着粗气,
“刘站长让我来找你,出事了。”我套上衣服跟他走。外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只有岷江的水声哗哗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底下翻身。走了大概半小时,
我们到了一个小河滩。河滩上已经围了一圈人,有打手电筒的,有举火把的,
火光映在每个人的脸上,都黄澄澄的,像镀了一层金。人群中间躺着一个人。不,
不是躺着——是趴着,脸朝下,整个身子嵌在沙子里,像一根被人踩进去的木桩。
他的背上有三道大口子,皮肉翻卷着,已经发白了,显然在水里泡了很久。“谁发现的?
”我问。“我。”一个瘦得像猴子的男人举手,“今儿个凌晨我起来撒尿,
看见河滩上有个东西反光,走过来一看——妈呀,是他腰上别的那把筛子,铜的,反光。
”我蹲下来看。死者三十来岁,穿着一身蓝布衣裳,口袋翻在外面,里面空空如也。
他的手指头蜷曲着,指甲盖里塞满了沙子和金粉——对,金粉,
在手电筒的光下面一闪一闪的。“认得吗?”我问。“认得。”藏族汉子说,“叫王瘸子,
松潘人,在这条河滩上淘了两年金了。前几天他还说挖到了一块狗头金,发了大财,
要回老家盖房子。”“狗头金多大?”“拳头那么大。”瘦猴子比划了一下,“我亲眼见的,
黄灿灿的,里头至少掺了七八两纯金。”我看了看王瘸子背上的伤口,三道,间距很均匀,
像是某种工具留下的。“他有没有跟谁结仇?”没人说话。我又问:“那块狗头金呢?
”还是没人说话。但我注意到,人群里有几个人的眼神变了。
那种眼神我在部队里见过——不是恐惧,是贪婪。一种被压下去又忍不住往上冒的贪婪,
像地底下的泉水,你再怎么踩,它也要从指头缝里渗出来。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沙子。
“报警了吗?”“报了。”藏族汉子说,“派出所的人要天亮才来,这地方太偏了,
夜里车子开不进来。”我点点头。然后我做了一件事——我把王瘸子的尸体翻了过来。
火光下,他的脸已经泡得发胀,但表情很清楚。他在笑。不是那种安详的笑,
是那种——怎么说呢——是那种抱着金砖睡觉时做的美梦,笑到一半被人掐断了的笑。
嘴角往上翘着,眼睛瞪得溜圆,瞳孔里映着火光,像两粒烧红了的金子。我当时后背一凉。
不是因为尸体吓人,而是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在部队的时候,
有个老兵跟我说过:死在金子边上的人,脸上都是笑的。因为金子这东西,
是阎王爷撒在人间的饵。你咬了钩,它就要你的命。但奇怪的是,临死的那一刻,
你心里想的不是怕,是你终于摸到金子了。这叫什么?这叫“金笑”。老兵说,
十个死在矿洞里的人,有七个脸上是笑的。我当时不信。现在我信了。天亮以后,
派出所的人来了。一个老警察,姓赵,四十多岁,脸上有一颗痦子,
痦子上长着一根长长的白毛。他蹲下来看了看尸体,又看了看伤口,半天没说话。“赵哥,
怎么看?”我问。赵警察掏出烟来,点上一根,深深吸了一口。“韩老三,你刚来,
有些事你不懂。”他吐出一口烟,“这地方的事,不归派出所管。”“那归谁管?
”“归金子管。”他把烟头弹进岷江里,烟头在江面上打了个旋,被浪头吞了,
“王瘸子的事,查不出来。你信不信?”我不信。但我没说话。后来的事证明,
赵警察说得对。王瘸子的案子查了三个月,最后结论是“意外溺水身亡”。
至于他背上的三道口子,法医说是被河底的石头划的。扯淡。
河底的石头能划出三道间距均匀的口子?但没人追问。不是因为大家不关心,
而是因为——王瘸子死后第三天,他住的那个窝棚就被人翻了底朝天。
所有能翻的地方都翻了,连地上的土都被人掘了三寸深。所有人都在找那块狗头金。
没有人关心王瘸子是怎么死的。这就是金子的力量。它能让你在看见它的那一刻,
把良心、恐惧、同情、怜悯——所有人类该有的东西,一股脑儿全扔了。
你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我的,那是我的。我在茂县黄金管理站的头一个月,
主要工作是巡河。从茂县县城出发,沿着岷江往上走,经过叠溪、太平、较场,
一直到松潘的镇江关,来回一百多公里。这条线上有二十三个官方划定的淘金点,
每个点都有几十到上百人不等的淘金工人。说是工人,其实都是些不要命的。
我给你们讲讲这些人的成分:有从甘肃来的农民,有从四川盆地来的破产小贩,
有从青海来的**,还有当地的羌族和藏族老乡。什么人都有,
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穷怕了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川西北的淘金热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官方禁止私人淘金,但禁不住。你今天把一个窝棚拆了,明天他们在三公里外又搭起十个。
你派民兵去守河滩,民兵自己半夜偷偷去筛沙子。为什么?因为金子太他妈好找了。
我亲眼见过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在河滩上蹲了半个下午,
用一只破碗从沙子里淘出了两克多金砂。两克多!那会儿金子的黑市价是一克三十块钱,
两克就是六十多块。而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才四五十块。也就是说,这个老汉蹲半天,
顶一个工人干一个月。你说这谁能忍得住?但河滩上的金子是有限的。真正的大头,在山里。
岷江两岸的雪山沟里,藏着无数条金矿脉。有的矿脉直接露在地表,顺着岩石的裂缝往下渗,
金子就像一条黄色的蛇,蜿蜒着钻进山肚子里。当地老人管这叫“金苗”。金苗这东西,
有经验的淘金客能看出来。
他们看山势、看水脉、看岩石的颜色、看某种草的长势——据说有一种叫“金线草”的植物,
只长在金矿脉的上方。我巡河的时候,就见过不少人在山沟里转悠,手里拿个小锤子,
东敲敲西看看。这些人不淘河沙,他们找矿脉。找到一个好矿脉,比在河滩上淘一年都强。
但找矿脉的风险也大。因为矿脉往往在深山里,有的地方连路都没有,
要攀悬崖、过独木桥、钻原始森林。而且——山里不光有金子,还有别的东西。
我给你们讲一件事。那是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巡河走到太平乡,看见河边围了一圈人。
挤进去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浑身是血,已经没气了。
他的胸口被什么东西撕开了一个大洞,肋骨都露出来了,白森森的,
像一排被掰开的算盘珠子。“咋回事?”我问。“熊。”一个当地老乡说,“他在山上找矿,
闯进了一只老熊的窝。老熊一巴掌拍在他胸口上,把心都掏出来了。”我看了看死者的手。
他的右手紧紧攥着一个东西,掰都掰不开。后来用刀子把手指头一根根切开,
手心里攥着一块石头。石头上有一道金色的纹路,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冬眠的蛇。金苗。
他找到了金苗,但金苗把他引到了老熊的窝里。你说这是巧合吗?也许吧。
但后来我见的这种事多了,我开始觉得——这山里的金子,是有灵性的。
它不愿意被人挖出来,所以它会设下各种各样的陷阱。有时候是一只老熊,
有时候是一道悬崖,有时候是一个人心里头的贪念。最毒的就是心里头的贪念。
因为它不会一下子要你的命。它会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你变成一个你都不认识的人。
第二章:鬼门窟真正的大戏,是从一个叫“鬼门窟”的地方开始的。
鬼门窟在松潘县城北面四十公里处,一个叫“三道弯”的山沟里。那地方海拔三千八百多米,
一年到头有大半年是冬天,十月份就开始下雪,到来年五月才化。我去过那地方一次,
印象最深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冷,冷到你撒尿的时候得拿根棍子一边尿一边敲,
不然能冻成冰柱子;二是静,静得你耳朵里嗡嗡响,像是有人在耳朵边上敲钟。
但就是这么个鬼地方,在1987年的冬天,聚集了将近两百号人。
起因是一个叫马老六的**。马老六是临夏人,四十出头,矮墩墩的,一脸络腮胡子,
两只手粗糙得像砂纸。这人是个老淘金客,从甘肃淘到青海,从青海淘到四川,
在川西北的金圈子里颇有名气。1987年秋天,
马老六在三道弯的山沟里转悠了整整两个月,最后在一个叫“阴坡”的地方,发现了金苗。
不是一般的金苗。他后来跟我描述的时候,两只手比划着,眼睛亮得吓人:“韩站长,
你是没见过那个场面。那石头上金苗密密麻麻的,跟蜘蛛网似的,
有的地方直接就是明金——对,明金,肉眼就能看见的狗头金嵌在石头里,一块一块的,
跟苞谷粒似的。”我说:“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金苗?万一是黄铁矿呢?
”马老六“嗤”了一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头是一把碎石头。他捡起一块,
在石头上划了一道——石头上留下了一道金色的印子。“你闻闻。
”他把石头递到我鼻子跟前。我闻了闻。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像铜,又像血。“这是真金。
”马老六说,“黄铁矿划出来的印子是黑色的,也没有这个味道。我淘了十几年金,
这点眼力还是有的。”我看了看那把碎石头。确实,里面有七八块都带着金色的纹路,
有的纹路粗得像筷子,有的细得像头发丝。在手电筒的光下,那些金色的部分闪闪发亮,
不反光,是那种沉甸甸的、往你眼睛里坠的光。我承认,那一瞬间,我的心跳加速了。
就那一瞬间。“你想干什么?”我问。马老六把布包收起来,揣进怀里,拍了拍。“开矿。
”他说,“韩站长,我想走正规手续,申请一个采矿许可证。你帮我跟刘站长说说,
该交的钱一分不少,该走的程序一步不落。”我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他在撒谎。
一个淘了十几年金的**湖,突然要走正规手续——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找到的矿脉,
比他说的还要大。大到他不愿意偷偷摸摸地挖,因为偷偷摸摸挖出来的金子不好出手,
而且随时可能被别的淘金客抢走。他要的是合法开采,
光明正大地把山肚子里的金子一车一车拉出来。我把这事跟刘站长汇报了。刘站长听了,
半天没说话。他端着搪瓷缸子,一口一口地喝茶,茶喝完了,他也不续水,
就那么对着空缸子发呆。“刘站长?”我喊了一声。“嗯。”他回过神,“马老六要开矿?
”“对。”“在哪儿?”“松潘三道弯,阴坡。”刘站长的眼皮跳了一下。
“那地方……”他顿了顿,“那地方叫鬼门窟。”“什么?”“鬼门窟。”他重复了一遍,
“那地方以前是个万人坑。民国时候,刘湘的部队在那儿剿过匪,一个山沟里杀了上千人,
尸体就扔在阴坡的那个溶洞里。你晓得不,那溶洞是通地底的,深不见底,
当地人说是连通阴间的。所以叫鬼门窟。”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韩老三,你信不信风水?”“不信。”“我信。”刘站长说,“那地方的风水不好,
阴气重。以前也有人在那附近开过矿,都出了事。最近的一次是七几年,
一个公社的采石队在那边炸石头,炸塌了半边山,埋了十几个人。后来挖出来的尸体,
脸都是绿的。”“那是铜矿的氧化反应。”我说。刘站长笑了笑,没接话。
他最后还是批了马老六的许可证。不是因为马老六给的好处——马老六确实没少给,
但我看得出来,刘站长批这个证,不全是为了钱。他有一个更深的考虑:三道弯那一带,
私人淘金客太多了,管不住,三天两头出事。与其让那些散兵游勇在山里乱挖,
不如让马老六这样有经验的人搞一个正规矿,把人集中起来管理。这个想法,
从道理上说是对的。但从结果上说——这个决定,害死了几十条人命。
马老六拿到许可证以后,动作很快。他从甘肃老家拉了三十多个人过来,
又在当地招了几十个,加上从各处投奔来的淘金客,鬼门窟矿场很快就有了将近两百号人。
他们在阴坡的悬崖下面搭了一片窝棚,用油毛毡和木板子拼的,密密麻麻的,
远远看去像一片灰色的蘑菇。矿洞口在半山腰,要爬一段将近两百米的陡坡才能上去。
马老六花了一个星期修了一条简易的栈道,用松木桩子打进岩缝里,上面铺上木板,
人走上去晃晃悠悠的,脚下就是几十米深的悬崖。我第一次去鬼门窟,是十一月初。
那天飘着雪,山风刮得人脸疼。我从松潘县城坐拖拉机走了三个小时,
又骑了一个半小时的马,才到了三道弯。从三道弯进沟,还要走四十分钟。
马老六在沟口等我。他穿着一件军大衣,头上裹着一条白毛巾,脚上蹬着一双解放鞋,
鞋上全是泥。“韩站长,你可来了。”他笑着迎上来,递给我一根烟,“走,我带你看看矿。
”我们沿着沟往里走。沟两侧的山壁很陡,几乎垂直,山上的树都是些歪脖子松,
被风吹得往一个方向倒,像一群磕头的人。沟底是一条小溪,水很清,
但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不是臭,是一种涩味,像是水里溶了什么金属。
“这条溪里有金子。”马老六说,“很小,都是面金,但多。我们试过,
一盆沙子能淘出两三克。”我蹲下来,捧了一把溪底的沙子。沙子是灰黑色的,
掺着一些白色的石英颗粒。我仔细看了看,确实能看见一些细小的金色颗粒,
在灰黑色的沙子里格外显眼。“矿洞在上面。”马老六指了指半山腰。我抬头看。
半山腰的崖壁上,有一个黑乎乎的洞口,像一只眼睛。洞口周围堆着不少碎石,
是开凿时炸下来的。洞口上方悬着一块巨大的岩石,形状像一个龇牙的骷髅头,
当地人叫它“鬼头岩”。“那个鬼头岩……”我犹豫了一下。“没事。”马老六说,
“我们请人看过了,那块岩是整体基岩,塌不了。”我没说话。我们爬上了栈道。
栈道确实修得很简陋,松木桩子打进岩缝里,上面铺的木板有的已经翘起来了,
能看见下面的悬崖。风从山谷里灌上来,吹得栈道微微颤抖。马老六走在前面,步子很稳,
像是走了几百遍。“韩站长,你第一次来,慢点走,别往下看。”他回头喊。
我跟着他进了矿洞。矿洞不深,已经往里推进了大概三十多米。洞壁上是密密麻麻的炮眼,
有的已经填了**,雷管引线垂下来,像一根根死蛇的尾巴。洞顶有滴水,滴答滴答的,
在安静的洞里格外响。马老六打开手电筒,照在洞壁上。我看见了金苗。
不是之前他给我看的那些碎石头上的细纹路——是活的、长在岩石里的金苗。
一条金色的矿脉从洞壁的岩石里蜿蜒而出,有拇指那么粗,弯弯曲曲的,
像一条正在爬行的蛇。矿脉的两侧是灰白色的石英,金色的部分在石英中间格外醒目,
手电筒一照,金光闪闪的,像是有人在石头里点了一盏灯。我伸手摸了摸。
金苗的表面很粗糙,但能感觉到那种金属特有的冰凉和沉重。“这是主矿脉。”马老六说,
声音里有抑制不住的兴奋,“我们顺着它往里挖,越挖越宽。最宽的地方,矿脉有半米多宽,
里面全是明金。”他用手电筒往深处照了照。光柱里漂浮着细小的灰尘,洞的深处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那黑暗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呼吸。不是活物的呼吸,
是大地的呼吸。一个沉睡了亿万年的矿脉,被你用**和钢钎吵醒了,
它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冷冷地看着你。“韩站长,”马老六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你知不知道这个矿能出多少金子?”“多少?”“至少这个数。”他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百公斤?”“三千公斤。”他说,“三吨。”我愣住了。三吨黄金。按照当时的黑市价,
一克三十块钱,三吨就是——九千万。九千万。在1987年,这个数字是天文数字。
整个松潘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几百万。“你疯了。”我说,“这个矿脉不可能有三吨的储量。
”“你不信?”马老六笑了,“韩站长,你回去查查资料。这一片区域,
五十年代的时候地质队来勘探过,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三道弯阴坡一带,
金矿储量预估在五吨以上。后来因为海拔太高、交通不便,没有开采。五吨!
我只要挖出三吨,剩下的留给后来人。”他的眼睛在手电筒的光里闪闪发亮,
像两粒被水洗过的金砂。“而且,”他压低了声音,“我怀疑这下面有一条‘阴河金’。
”“阴河金?”“对。就是地下河里冲积形成的富矿带。你想啊,
这山里的地下水千万年来一直在流动,把山体里的金元素溶解、搬运、沉积,
最后在地下河的某个拐弯处富集起来——那地方的品位,能高到吓死人。
一吨矿石里能出几百克金子,比地表矿脉高几十倍。”他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在手电筒下照了照。石头上有一个小小的金色斑点,像一滴凝固的眼泪。“你看这个。
”他把石头递给我,“这是从洞底挖出来的,上面有水流冲刷的痕迹。
这说明这下面确实有古河道——只不过古河道现在在地底下了,被后来的岩层盖住了。
”我接过石头看了看。确实,石头表面的金色斑点不像是矿脉的一部分,
更像是后来附着上去的。斑点的形状很不规则,边缘有毛刺,像是被水冲刷过后沉积下来的。
“所以你要往下挖?”“对。”马老六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我要打一个斜井,
顺着古河道的走向往下挖。大概挖到一百米左右的时候,就能碰到阴河金的富集带。
”“你挖多深了?”“现在才挖了三十多米。”他说,“但已经能看出苗头了。
洞底的矿石品位越来越高,从刚开始的每吨两三克,到现在每吨十几克。按照这个趋势,
再往下挖,每吨几十克、上百克都不是问题。”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很认真。“韩站长,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安全问题、管理问题、还有那些眼红的人——这些我都想过。但我跟你说实话:这个矿,
值得冒任何风险。”我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我承认,马老六是个很有感染力的人。
他说“值得冒任何风险”这六个字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但你能感觉到他骨子里的那股狠劲——一种“老子就算死也要死在这堆金子上”的狠劲。
这种狠劲,后来我在很多人身上都见过。但马老六是第一个。也是最狠的一个。
第三章:人往高处走鬼门窟开工的消息,像一阵风一样刮遍了整个川西北。
各路淘金客蜂拥而至。有的骑马,有的走路,有的搭顺路的货车。我从茂县去松潘的路上,
亲眼看见三拨人——有背铺盖卷的,有挑锅碗瓢盆的,有赶着毛驴驮着粮食的。
他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像逃荒的一样,但眼睛里没有逃荒人的绝望,
而是一种狂热的、近乎宗教般的兴奋。金子。所有人都在说金子。鬼门窟出大金子了!
洞里的石头用锤子一敲就掉金渣!有人一镐头刨出来一块两斤多的狗头金!
马老六三天就挣了一辈子的钱!这些传言,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半真半假的,
有的是纯粹的瞎编。但没人管。在这个消息闭塞的大山里,
任何关于金子的传言都会被无限放大,然后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发酵、膨胀,
最后变成一个所有人都坚信不疑的“事实”。
我后来算过一笔账:在1987年冬天的那三个月里,
鬼门窟矿场累计出产黄金大约在八十公斤左右。按照黑市价,价值两百四十万。
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大概是一万多块。一万多块,在那个时候,够在县城买一套院子了。
但问题是——这八十公斤黄金,不是平均分配的。马老六拿了大头。他是矿主,
出了设备、出了**、出了雷管、出了粮食和蔬菜,还上下打点各路关系。
他拿走了将近五十公斤。剩下的三十公斤,分给将近两百个人。有些人拿得多,
有些人拿得少。那些最早跟着马老六从甘肃来的老兄弟,每人分了大概一两公斤。
后来加入的,就只能拿工资——一个月一百五到两百块,外加一些“奖金”。但即便如此,
也挡不住人们往鬼门窟涌。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自己会是下一个幸运儿。
也许明天自己一镐头下去,就能刨出一块狗头金,然后一夜暴富,衣锦还乡。这种心态,
后来我想明白了——和买彩票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你明知道中奖的概率微乎其微,
但你就是忍不住要去买。因为“万一呢”?那个“万一”就像一根绳子,拴在你鼻子前面,
拽着你往前走,你怎么也够不着,但总觉得再往前走一步就够着了。十一月中旬,
鬼门窟的人数从两百人暴涨到了四百多人。窝棚不够住了,
有人在沟口的平地上用塑料布搭起了帐篷。粮食不够吃了,
马老六从松潘县城紧急调了两车面粉和大米。工具不够用了,
有人把自己的菜刀绑在木棍上当镐头使。场面一度非常混乱。我作为黄金管理站的人,
每个月要去鬼门窟巡查一次。十一月的那次巡查,我看到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
矿洞外面,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蛇皮袋子,
袋子里装着从洞里背出来的矿石。队伍从洞口一直排到栈道上,弯弯曲曲的,
像一条灰黑色的长龙。人们在寒风中缩着脖子,跺着脚,但没有人抱怨。因为他们知道,
排到了以后,会有专门的人用锤子把矿石敲碎,然后用淘金盆在溪水里淘洗。淘出来的金砂,
当场称重,当场给钱。我走到队伍中间,跟一个年轻人聊了几句。年轻人姓陈,四川绵阳人,
二十一岁,长得白白净净的,看起来像是个读过书的。他穿着一件蓝色的确良衬衫,
外面套着一件破旧的棉袄,脚上穿着一双塑料凉鞋——十一月的川西北,塑料凉鞋,
你能想象吗?“你怎么来的?”我问。“听老乡说的。”他搓着手,“说这边挖金子能挣钱,
我就来了。”“你以前干过这个?”“没有。”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是木匠,
在老家给人打家具的。但活不多,挣不到钱。我娘身体不好,要吃药,
我弟弟还要上学——没办法,出来闯一闯。”“在洞里背矿石,一天能挣多少?”“不一定。
”他说,“看背出来的矿石品位。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三四十块,差的时候也有十来块。
”“你不觉得危险吗?”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前面的矿洞。“危险?”他想了想,“也怕。
但你看——这么多人都在干,也没出啥大事。再说了,穷比危险更可怕。穷的时候,
你连怕的资格都没有。”这句话,我一直记着。穷比危险更可怕。在那个时候的川西北,
这句话不是矫情,是现实。我在茂县的时候,见过一个家庭:父亲在矿洞里被石头砸断了腿,
躺在床上不能动;母亲在河滩上淘金,一天淘不到一克;三个孩子,最大的才十岁,
饿得皮包骨头,肚子鼓得像一面鼓。我问那个母亲:“你恨金子吗?”她愣了一下,
然后摇头。“不恨。”她说,“金子是我们家唯一的指望。要不是河滩上有金子,
我连这几个娃娃都养不活。”我又问:“那你恨什么?”她想了很久,最后说:“我恨命。
”命。这个字在川西北的山沟里,重得像一座山。你搬不动它,也绕不过它,
只能背着它一步一步地走。有的人背着背着,就被压垮了。有的人背着背着,
就找到了金子——然后金子变成了一座更重的山,把他压进了土里。十一月的鬼门窟,
还有一个人的出现,让整个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这个人叫陈麻子。陈麻子是茂县人,
四十来岁,脸上有一片麻子,所以得了这个绰号。他在当地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或者说,
是个让人不敢惹的人物。他在茂县开了一个“物资供应站”,
表面上卖粮油米面、**雷管、工具设备,实际上什么都干。有人说他背后有人,
有人说他跟道上的人有来往,有人说他手里有好几条人命。这些传言我无法证实,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陈麻子有枪。我亲眼见过。有一次我去他的供应站买工具,
他打开抽屉找零钱的时候,我看见抽屉里放着一把锯短了枪管的双管**,旁边是一盒子弹。
陈麻子注意到我的目光,笑了笑,把抽屉关上了。“韩站长,别紧张。”他说,“在这地方,
没这个东西,你什么都守不住。”他说得没错。在川西北的金矿区,暴力是常态。
偷盗、抢劫、火拼、杀人——这些事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大多数时候没人报案,
或者报了案也不了了之。陈麻子来鬼门窟,不是来淘金的。他是来“服务”淘金客的。
他在沟口搭了一个大棚子,里面摆了几张桌子,卖面条、馒头、稀饭,
还卖烟、酒、电池、蜡烛、手套、胶鞋这些日用品。价格贵得离谱——外面五毛钱一包的烟,
他卖两块;外面一块钱一双的胶鞋,他卖五块。但没人敢说一个“不”字。
因为陈麻子的人——他带了七八个彪形大汉,都剃着光头,穿着黑棉袄,腰间鼓鼓囊囊的,
不知道揣的是刀还是枪——就站在棚子外面,虎视眈眈地看着来往的人。
马老六对陈麻子的到来,态度很微妙。一方面,他不欢迎陈麻子。鬼门窟是他的地盘,
他不想让别人染指。另一方面,他又需要陈麻子。因为随着人数的增加,
矿场的物资供应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从松潘县城运粮食进来,山路难走,成本高,
而且经常断货。陈麻子有自己的渠道,能保证物资不断。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气氛很有意思。
马老六站在矿洞外面的空地上,双手叉腰,看着陈麻子。陈麻子站在沟口的大棚子前面,
双手插在袖子里,笑眯眯地看着马老六。两个人隔着一百多米的距离,对视了大概十秒钟。
然后马老六转身进了矿洞。陈麻子低头点了一根烟。没有握手,没有寒暄,没有任何客套。
但从那一天起,鬼门窟就有了两个“主人”——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地下。
马老六管矿洞里面的事,陈麻子管矿洞外面的事。这种微妙的平衡,维持了不到一个月。
第四章:第一滴血十一月二十六号,鬼门窟出了第一条人命。死者是一个叫李二娃的年轻人,
四川巴中人,十九岁。他来鬼门窟才半个月,在洞里负责背矿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下午,李二娃背着一袋矿石从洞里出来,走到栈道上的时候,
脚下的一块木板突然断了。他整个人连同背上的矿石一起掉下了悬崖。
栈道下面是将近四十米的落差。悬崖底部是乱石滩,溪水从石头上流过。
李二娃摔下去的时候,连喊都没喊出来。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
马老六组织人把李二娃的尸体从悬崖下面抬了上来。尸体已经摔得不成样子了。
四肢以不自然的角度弯曲着,像一个被揉皱的纸人。他的脸上全是血,
但表情看得很清楚——他在笑。又是金笑。我蹲下来,看了看那块断裂的木板。
木板的断口很新鲜,是刚断的。但木板本身——我仔细看了看——上面有虫蛀的痕迹。
“这块木板用了多久了?”我问马老六。“大概……一个月吧。”马老六说,
“栈道是十月底修的,用的都是新木头。”“新木头?”我指了指木板上的虫蛀痕迹,
“你管这叫新木头?”马老六的脸色变了。他接过木板,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然后沉默了。
“这些松木是从哪儿买的?”“……陈麻子那里。”马老六低声说。我站起来,
拍了拍手上的灰,看了看沟口方向。陈麻子的大棚子还在,烟囱里冒着烟,
有人在里面吃面条。“你确定是虫蛀的?”马老六突然问。“你自己看。
”马老六把木板举到眼前,仔细端详。虫蛀的痕迹很明显——木板上密密麻麻的小洞,
有的洞已经连成一片,用指甲一抠就能抠下一块木屑来。“这种松木,”马老六慢慢地说,
“是朽木。被虫子蛀过的朽木,刷上一层漆,看着跟新的一样。但承不了重,人一踩就断。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悲伤,
不是愤怒——是一种冰冷的、计算性的狠厉。“韩站长,”他说,“这件事,
你能不能先不要上报?”“为什么?”“给我三天时间。”他说,“三天之内,
我给你一个交代。”我看着他的眼睛,犹豫了一下。“好。”我说,“三天。
”三天后的深夜,我在茂县的宿舍里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马老六。他浑身是泥,
脸上有一道新鲜的伤疤,从左眉梢一直划到右嘴角,血还没干透。“韩站长,”他喘着粗气,
“李二娃的事,查清楚了。”“怎么回事?”“木板是陈麻子的人故意换的。”他咬着牙说,
“他们从供应站里挑了最烂的朽木,刷上漆,混在好木头里卖给我们的。
而且——不只是栈道。我检查了矿洞里支撑顶板的木柱子,有好几根也是朽木。
如果那些柱子撑不住,矿洞随时可能塌方。”我的心一沉。“陈麻子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想让我出事。”马老六说,“我出了事,鬼门窟就没人管了。
到时候他陈麻子可以顺理成章地把矿场接过去——他有枪有人,谁能跟他争?
”“你有证据吗?”“有。”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账,
“这是我让手下人暗中查的。陈麻子供应的木材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朽木。
而且他卖的**也有问题——威力不够,而且经常瞎火。我已经收集了十几个人证。
”他合上笔记本,看着我。“韩站长,我要报案。”“报案?”我犹豫了,“报给谁?
松潘县公安局?你觉得陈麻子在那边没有关系?”马老六沉默了。“而且,”我继续说,
“你报案了,案子一查,鬼门窟就得停工。一停工,四百多号人吃什么?喝什么?
他们会散了,散了就再也聚不起来了。你的矿就完了。”“那怎么办?
”马老六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低,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没有立刻回答。我在部队的时候,
学到过一个道理:有些问题,不是用对错来解决的,是用代价来衡量的。
你要算清楚每一件事的代价,然后选择那个代价最小的方案。“你听我说。”我坐到床上,
点了一根烟,“报案的事先放一放。你现在要做的,是两件事。第一,
立刻把所有的朽木换掉,一根不留。栈道重新加固,矿洞里的支撑柱全部换新的。
这件事不能省钱,也不能省时间。”马老六点头。“第二,”我吐了一口烟,
“你要跟陈麻子谈一谈。”“谈什么?”“谈规矩。”我说,“鬼门窟是你的矿场,
不是他的自由市场。他要在这里做生意,就得守你的规矩。
木材、**、粮食——这些东西的质量,你说了算。他敢再卖一分钱假货,
你就让他滚出三道弯。”“他要是不同意呢?”“那就让他知道,你马老六也不是好惹的。
”我看着他的眼睛,“你在甘肃带了三十多个人过来,那些人不是来吃干饭的吧?
”马老六沉默了很久。窗外,岷江的水声在夜里格外响,轰隆隆的,像有人在远处打雷。
“好。”他终于说,“我跟他谈。”第二天,马老六带着他手下最彪悍的八个人,
去了陈麻子的大棚子。具体谈了什么,没人知道。但结果是——陈麻子的大棚子关了三天,
三天后重新开张的时候,木材和**的质量明显好了很多,价格也降了一些。但李二娃的事,
就这样被压下去了。没有人被追究责任,没有人被逮捕,甚至没有人被公开指责。
马老六给李二娃的家属赔了五千块钱,说是“工伤抚恤金”。李二娃的家人从巴中赶来,
抱着尸体哭了一场,拿了钱,走了。就这么简单。一条命,五千块。在鬼门窟,
一个人的命就是这么便宜。不,应该说——在金子的面前,一个人的命就是这么便宜。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只要矿场不停工,每个人每天都能挣到比外面多几倍的钱。
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死去的陌生人,去得罪矿主、得罪陈麻子、得罪那些靠着矿场吃饭的人。
这就是金子的逻辑。它不是法律的逻辑,不是道德的逻辑,
不是良心的逻辑——它是一个**裸的、冷冰冰的算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