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无人签收的雪第五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一月初,上海就落了初雪。
沉延之站在“筑屿设计”总裁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细雪无声地覆盖淮海路的梧桐枝桠。
手机屏幕亮着,是一条刚刚收到的邮件通知——“墨尔本合作方代表已抵达上海,
明日上午十点会议”。发件人:江以宁。这个名字像一枚生锈的钉子,
猝不及防扎进他以为早已结痂的岁月里。五年,整整五年,她消失得如同被海浪卷走的沙堡,
连一丝痕迹都吝于留下。而现在,她要以合作方代表的身份,重新踏入他的世界。
助理陈默敲门进来:“沉总,江**的资料已经发到您邮箱了。需要特别准备什么吗?
”“不用。”沉延之的声音平静得听不出波澜,“按正常流程。”门关上后,
他才点开那份简历。证件照上的江以宁和记忆里有了不同——长发剪短至锁骨,烫了微卷,
穿着简洁的白衬衫,对着镜头微笑。那笑容是职业化的,不达眼底。
履历很漂亮:墨尔本大学建筑硕士,毕业后加入当地知名设计事务所,
三年内参与多个获奖项目,如今是事务所亚太区业务拓展负责人。没有婚姻状况,
没有子女信息。简历干净得像一张等待书写的新纸。
沉延之的手指在“紧急联系人”一栏停留——空白。他关掉页面,
从抽屉最深处取出一个丝绒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枚未曾送出的戒指。
钻石在昏暗光线下依然闪烁,内圈刻着“Y.N♥Y.Z”——江以宁,沉延之。
求婚是在那个冬天计划的。他订了她最喜欢的餐厅,准备了三个月后的婚礼方案,
甚至偷偷去看过学区房。然后,在一个寻常的周二傍晚,他回到家,
发现属于她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衣服、画具、她养的多肉、冰箱上贴的便签,
甚至浴室里那支薄荷味的牙膏。只剩餐桌上一张字条:“延之,对不起。我们不合适,
别再找我。”他疯了一样找她。去她老家,她母亲冷漠地说“不知道”;问遍所有朋友,
没人见过她;报警,警方以“成年人自主失联”为由不予立案。三个月后,
他收到一封从澳大利亚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只有一句话:“我很好,勿念。”邮戳是墨尔本。
沉延之把戒指放回抽屉,锁上。五年了,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公司从初创做到行业翘楚,拿下一个个地标项目,
在财经杂志封面上微笑。只有他自己知道,心脏的某个位置永远停在了那个冬天,
再也没有解冻。---第二天会议,江以宁提前十分钟到达。她站在“筑屿设计”的前台,
看着公司logo——一座岛屿的形状,心里泛起细密的刺痛。
这是沉延之创业时她帮忙设计的,他说:“筑屿,就是筑一座属于我们的岛。”“江**,
沉总在会议室等您。”前台姑娘笑容甜美。江以宁深吸一口气,走进会议室。
沉延之背对着门站在窗前,听见脚步声转过身来。四目相对的瞬间,时间仿佛被按下暂停键。
她瘦了,原本圆润的脸颊有了清晰的轮廓,那双总是盛着笑意的眼睛里,
如今沉淀着深潭般的静默。只有左眼角那颗小小的褐色泪痣,依然如故。“沉总,好久不见。
”江以宁率先开口,伸出手。沉延之握住她的手。指尖微凉,
掌心有薄茧——那是常年握笔绘图留下的。他记得以前她手上没有这些茧。“好久不见,
江总监。”他松开手,示意她坐下,“没想到墨尔本那边派来的是你。”“工作需要。
”江以宁打开笔记本电脑,语气专业,“关于外滩文化艺术综合体的项目,
我们事务所提供了三套初步方案...”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江以宁的专业程度无可挑剔,
对项目理解深入,提出的建议精准而富有创意。沉延之偶尔提问,
目光却始终无法从她身上移开。她说话时习惯性用右手转笔,
思考时会轻咬下唇内侧——这些小动作,五年了,一点没变。“沉总觉得如何?”讲解完毕,
江以宁看向他。“方案二和方案三可以深化。”沉延之合上提案,“不过江总监,
我有个问题。”“请说。”“这个项目周期至少十八个月,需要负责人常驻上海。
贵事务所确定你能长期在国内?”江以宁的手指在笔记本边缘轻轻摩挲:“是的。
我已经调任亚太区,未来两年工作重心都会在上海。”“一个人回来?
”沉延之的问题看似随意。“一个人。”江以宁回答得很快,快得像排练过无数遍。
会议结束,沉延之起身:“我送你。”“不用麻烦,我打车...”“江以宁。”他打断她,
声音低沉,“五年不见,连让我送你一程的面子都不给?”她最终妥协。电梯下行时,
两人并肩站着,镜面墙壁映出他们的身影——依然登对,只是中间隔着一道无形的鸿沟。
“住在哪里?”上车后,沉延之问。“公司安排的公寓,在静安。”“一个人住?”“沉总,
”江以宁转头看他,嘴角扬起一个礼貌的弧度,“这是我的私事。”沉延之握紧方向盘,
不再说话。车内陷入沉默,只有雨刷器规律摆动的声音。雪已经转成冬雨,
淅淅沥沥打在车窗上。车子停在公寓楼下,江以宁解开安全带:“谢谢沉总,
明天我会把修改后的方案发过来。”“以宁。”在她下车前,沉延之终于开口,
声音里压着五年积攒的所有疑问与疼痛,“当年为什么走?”车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得很大。
江以宁的背影僵了一瞬,没有回头:“过去的事了,不重要。”“对我来说重要。
”沉延之盯着她,“我需要一个解释。”长久的沉默。江以宁的手指扣在车门把手上,
指节泛白。“沉延之,”她终于说,声音轻得像叹息,“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她推门下车,消失在公寓楼的门厅里。沉延之坐在车里,看着她离开的方向,
直到保安过来询问,才发动车子离开。他没有看见,公寓楼十二层的窗帘后,
江以宁一直站在那里,看着他离开。也没有看见,她慢慢蹲下身,把脸埋进掌心,
肩膀无声地颤抖。---项目启动后的第三周,
沉延之在项目组聚餐时偶然听见两个女员工的闲聊。“听说江总监每天准时下班,
从来不参加晚上的应酬。”“好像是要接孩子?我有次听见她打电话,语气特别温柔,
说什么‘妈妈马上回来’...”沉延之手中的酒杯轻轻一晃。孩子?当晚,他让陈默去查。
第二天,陈默带来了信息:“沉总,江总监确实有个孩子,四岁左右,在国际幼儿园上学。
登记信息上,父亲一栏是空白。”四岁。时间对得上。沉延之想起五年前,
江以宁消失前的最后一个月。她总是疲倦,食欲不振,有次甚至在工作时晕倒。
他逼她去检查,她笑着说“只是肠胃炎”。现在想来,那些都是早孕的症状。
“孩子叫什么名字?”他问。“江念。”念。念什么?念谁?沉延之闭上眼睛。
五年前她离开时,已经有了他的孩子。而她选择了不告而别,独自一人生下孩子,
在异国他乡抚养长大。为什么?第二章不存在的父亲沉延之开始“偶遇”江以宁。
每天早上八点四十,他会“刚好”经过她常去买咖啡的店铺;午休时间,
他会“顺路”去项目组所在的楼层;下班时,他的车会“偶然”出现在她打车的地点。
江以宁对此心知肚明,却始终保持着礼貌而疏离的态度。直到那个周五的傍晚。
沉延之的车又一次停在公寓楼下时,江以宁没有像往常一样道谢下车,
而是转过头看他:“沉延之,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想知道我儿子的事情。”他直截了当。
江以宁的脸色瞬间苍白:“那不是你的孩子。”“时间对得上,江念今年四岁,
如果我没算错,应该是我们分开前后怀上的。”沉延之盯着她,“以宁,你可以恨我,
可以离开我,但你不能剥夺我知道自己孩子的权利。”“我说了,不是你的!
”江以宁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罕见的激动,“孩子的父亲...是我在墨尔本认识的人,
我们早就分开了。念念是我一个人的孩子,和你,和沉家,没有任何关系!
”“那你敢让我见他吗?”沉延之问,“敢做亲子鉴定吗?”江以宁的手指深深陷进掌心。
她看着沉延之,那双曾经盛满爱意的眼睛里,此刻翻涌着痛苦、愤怒和某种他看不懂的绝望。
“不行。”她最终说,声音疲惫,“沉延之,算我求你,放过我们吧。”她推门下车,
这次脚步有些踉跄。沉延之坐在车里,看着她仓皇逃离的背影,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
一定有他不知道的事。一定有她不得不离开的理由。那个周末,
沉延之做了一件自己都没想到的事——他去了江念的幼儿园。那是一所高档的国际幼儿园,
安保严密。沉延之在对面咖啡馆坐了一下午,终于在放学时分,看见了江以宁。
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羽绒服,站在家长中等待。当一个小男孩跑出来扑进她怀里时,
沉延之的心跳漏了一拍。男孩大约四岁,穿着蓝色羽绒服,背着小恐龙书包。距离太远,
看不清五官,但那个跑动的姿态,那种扑进母亲怀里的样子——像极了小时候的自己。
沉延之拿出手机,放大拍照功能。镜头里,男孩抬起头,江以宁蹲下身为他整理围巾。
就在那一瞬间,沉延之看清了孩子的脸。像。太像了。尤其是眼睛和鼻梁,
几乎是他小时候的翻版。江以宁牵着孩子的手离开,男孩蹦蹦跳跳地说着什么,她侧耳倾听,
笑容温柔。那个笑容,是沉延之五年未曾见过的——褪去了所有防备和伪装,纯粹而温暖。
他坐在咖啡馆里,直到天完全黑透。手机屏幕上是放大的照片,男孩的笑脸清晰可见。
沉延之用手指轻触屏幕,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那是他的血脉,
是他和江以宁共同创造的生命,却在过去的四年里,完全缺席。---周一,
沉延之直接去了江以宁的办公室。她正在和墨尔本开视频会议,见他进来,匆匆结束了通话。
“沉总有事?”她站起身,姿态防备。沉延之关上门,
将一张照片放在她桌上——是周六在幼儿园外拍的那张。江以宁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
“你跟踪我?”“我只想知道真相。”沉延之看着她,“以宁,他叫江念。念,是念谁的念?
”江以宁跌坐回椅子上,双手捂住脸。良久,她抬起头,眼中满是红血丝:“沉延之,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因为我还爱你。”这句话脱口而出,沉延之自己都愣住了。
五年了,他以为自己早已将这份感情封存,却原来它一直活着,只是在等待破土而出的时机。
江以宁的眼泪掉下来,
一颗颗砸在办公桌上:“你不能...你不应该...”“孩子的听力怎么了?
”沉延之突然问。江以宁猛地抬头:“你说什么?”“昨天在咖啡馆,我观察了很久。
”沉延之声音低沉,“他和你说话时,你总是侧着右耳;其他孩子喊他,他反应很慢;还有,
他左耳后面——”他指了指照片,“有个很小的装置,是助听器吗?”长久的沉默。
办公室里只有空调运转的微弱声音。“先天性神经性耳聋。”江以宁终于开口,声音干涩,
“左耳重度,右耳中度。植入人工耳蜗的最佳时期是1-3岁,但我们发现得太晚,
现在只能戴助听器,做语言康复训练。”“什么时候发现的?”“他一岁半。
”江以宁看着窗外,“那时他还不会叫妈妈,对声音反应迟钝。
我带他去看医生...”她闭上眼睛,“诊断出来的时候,我在诊室外面坐了一下午。
”沉延之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所以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
因为孩子可能有健康问题?”“不只是可能。”江以宁苦笑,“沉延之,
我的家族有听力障碍遗传史。我姑姑、我表哥,都有不同程度的听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