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结婚那天，栓子哥来了。他站在人群最后头，靠着老槐树，

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脚上是沾了泥的黄胶鞋，鞋帮子裂了一道口子，

也没补。他没往前挤，就那么远远地靠着树干，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我穿着红棉袄，

是婆家从县城布庄上扯的红布，找人做的。棉袄合身，领口绣了一小朵梅花，

是建军他妈特意让裁缝加的。她说，城里人讲究，不能太寒碜。手里攥着一把喜糖，

纸都让我攥湿了。鞭炮响了三轮。烟雾散开的时候，我往老槐树那边看了一眼。

栓子哥还站在那里。他好像瘦了，颧骨突出来一块，眼睛凹进去。他看见我在看他，

嘴唇动了动，像是想笑一下，没笑出来。旁边的婶子们压着声音嘀咕，以为我听不见。

她们说周家那小子穷得叮当响，从外地弄了个媳妇，不要钱的，

也不知道那媳妇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她们说完还拿眼睛瞟我。我扭头又往老槐树那边看。

栓子哥已经不在了。地上多了几个烟头，还有一个踩灭的，鞋印子朝着村口的方向。

刘建军从人群里挤过来。他穿一件深蓝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衬衫，领口系得规规矩矩。

头发是昨天刚理的，短而整齐，脸上干干净净的，

和村里那些指甲缝里嵌着黑泥的男人不一样。他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

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红字都掉了一半——那是他妈硬塞给他的，说农村就用这个，

别整那些城里人的讲究。他把缸子递给我，说：“手这么凉，喝口暖暖。”我没接。

他的手悬在半空，等了一会儿，把缸子往我手里一塞。碰到我手指的时候，他笑了一下，

那个笑是热的，带着点不好意思，又带着点新婚丈夫理所当然的亲昵。他的手很白，

指节修长，指甲剪得整整齐齐。他说了句“我去招呼客人”，转身走了。

走了两步又回头看我一眼，冲我挤了一下眼睛。晚上闹完洞房，人都散了。

院子里一地瓜子壳和烟头，风把碎红纸屑吹得满地打转。刘建军站在屋里，搓了搓手，

又摸了摸后脑勺。他看了我一眼，走过来，伸手想拉我的手，我往后退了半步。

他的手停在半空。“麦穗？”他叫我，声音里的笑意淡了一些，“怎么了？”“我累了。

”我说。他愣了一下。那个“累”字像是一盆水，把他脸上的温度浇下去不少。

他盯着我看了两秒钟，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那你早点歇着。”他说。

他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我站了几秒钟，忽然转回来。“麦穗，

你是不是……”他话说一半，卡住了。喉结滚动了一下，“你是不是不愿意？”我没说话。

他等了一会儿，等不到回答，自己点了点头，像是在确认什么。“行，我知道了。

”他转身走了。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框上，停了一下。“我去隔壁屋睡。”门关上了。

关门的力气比平时重了一点，门框震了一下。我坐在床边，盯着那扇门。

门板上贴着一个“囍”字，红纸裁的，边角翘起来。窗户外面有人放烟花，砰的一声炸开，

五颜六色的光映在玻璃上，又暗下去。隔壁传来他走动的声响。脚步声很重，

不像平时那么轻。有椅子挪动的声音，有东西放在桌上的声音。然后是一阵沉默。

过了一会儿，隔壁传来一声闷响——像是拳头砸在枕头上的声音，被棉被压住了，闷闷的。

然后安静了。我躺下去，睁着眼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

从灯座旁边弯弯曲曲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小时候栓子哥带我去河里摸鱼。

他一个猛子扎下去，好半天不出来，我站在水里急得要哭，他才哗地冒出来，

手里攥着一条大鲫鱼，往我怀里一塞。我捧着鱼，鱼尾巴甩了我一脸水。他笑得直不起腰，

说麦穗你像个落汤鸡。他说，等以后挣了钱，给我买城里那种奶油蛋糕，

上面有红樱桃的那种。他说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后来他爹没了。

他爹是开三轮车翻进沟里摔死的，拉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凉的。他妈哭瞎了一只眼睛，

后来又病了，常年躺在床上。他弟弟要上学，交不上学费。他初二就下学了，扛着锄头下地，

那年他才十五岁。我去县城上高中的前一天，他在村口等我。我走到村口的时候，

他蹲在路边，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树枝扔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是那种老式的手帕，四角系在一起。他一层一层打开，

里面是一块蛋糕，奶油都化了，黏在油纸上，上面的红樱桃歪在一边，蹭了一团红色。

他说：“我托人从镇上带的，你尝尝。”我咬了一口。甜的，又有点苦。

奶油化了之后渗进蛋糕里，整个都软塌塌的。他说：“麦穗，你好好念书，

以后别回这穷地方了。”后来我妈说，栓子哥娶媳妇了，外地来的，不要彩礼。

我妈说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像是在说一件早就该办的事。“你看，人家栓子多有数，

知道自家什么条件，不耽误你。”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没吃饭。我妈在门外骂了半天，

最后走了。我爸拄着拐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也没说什么。窗外的烟花早就停了。

我翻了个身，枕头上湿了一大块，凉的。隔壁没了动静。第二章刘建军每天起来做饭。

他在县城跑建材生意，家里在镇上有一栋两层小楼，他爸早年做运输攒了些家底。

他本来可以在县城住着，结婚后却每天往村里跑。粥在锅里，咸菜切得细，放了香油，

有时候还卧一个鸡蛋——卧在粥里，等我起来的时候蛋黄刚好凝住。

他做好饭就在院子里坐着，翻翻报纸，或者用收音机听新闻，声音压得很低，怕吵醒我。

我起来的时候，灶台已经收拾干净了，碗筷摆好在桌上，筷子头朝同一个方向。

我吃饭的时候他就在院子里，坐在石阶上看报纸，时不时抬头往屋里瞟一眼。他不进来，

也不催我。但他不太跟我说话了。

头几天他还试着说几句——“今天天气好”“粥够不够稠”——我应一声或者不应，

他就自己把话接过去，说“行，够稠就好”。后来话越来越少，早上做饭、吃饭、出门，

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每个动作都准时，但没什么温度。第三天晚上，他端了一盆热水进来。

“泡泡脚吧。”他说，“这几天累坏了吧。”他蹲下来，把盆放在我脚边。我看了他一眼，

没动。他等了一会儿，伸手要帮我脱鞋。他的手指碰到我脚踝的时候，我把脚缩了回去。

他的手停在半空。盆里的热水冒着白气，扑在他手背上。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站起来。

“水凉了叫我。”他说。他出去了。那盆水放在我脚边，慢慢凉了。我没叫他。

后来他来收盆的时候，手伸进去试了一下水温，手指在水里停了停，然后把盆端走了。

他走的时候背挺得很直，但步子很慢。第五天，他从县城回来，手里拿着两张电影票。

他把票放在桌上，说：“镇上电影院新开张，明天去看看？”“不去。”我说。他站在桌边，

手指按着那两张票，按了一会儿，说：“那改天。”他把票收进口袋里。

收的时候手指有点用力，票根折了一下。那天晚上我起来喝水，经过他屋门口。门没关严，

留着一道缝。他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两张票，翻来覆去地看。台灯的光照在他脸上，

他的表情很平，看不出什么。但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票放在床头柜上，躺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坐起来，把票拿起来，看了看，撕了，扔进垃圾桶。他躺回去，

一动不动地瞪着天花板。过了几分钟，他又坐起来，从垃圾桶里把碎票捡出来，

拼在一起看了看。台灯下，他的手指捏着碎纸片，拼得很慢。拼好了，他盯着看了几秒钟，

然后把碎票拢在一起，再撕碎，扔回去。这次他没再起来。我站在门外，站了几秒钟，走了。

第七天晚上，我妈来了。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好，说爸腿又疼了，肿得老高，家里的药吃完了，

去镇上买又远，她一个人跑不了。刘建军正在院子里听收音机，听见这话把收音机一关，

说：“妈你别急，我骑车去镇上买，很快。”我妈看了我一眼，压低声音，

但故意让我听见：“你就不能去？你爸又不是没闺女。”我没吭声。坐在桌边，

筷子夹着一根咸菜，悬在半空。刘建军已经拿了车钥匙往外走了，

回头跟我说了句“饭在锅里，你趁热吃”，就出去了。我妈在我旁边坐下，

胳膊肘杵了我一下：“你看看人家，城里孩子，家里条件好，人又长得体面，

对我和你爸比亲儿子还亲。上回你弟要交学费，两千多块，你爸愁得睡不着，

人家建军二话不说就把钱拿出来了，还说是你给的。你倒好，整天拉着个脸，

好像谁欠你二百块钱似的。”我看着院门口。天已经黑透了，村道上没有灯。

院墙外头有几棵杨树，风一吹，叶子翻过来，白花花的。镇上来回二十分钟，他骑车，

很快就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装了好几盒药，还有一瓶药酒。

他把东西放下，又去车里拎出一箱牛奶和一袋子水果，放在桌上。“妈，

这些带回去给爸补补身体。”我妈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好，走了。刘建军送走我妈，

回到屋里，在我对面坐下。他看着我，犹豫了一会儿。“麦穗，你明天有空的话，

我带你去县城转转？买几件衣服，再吃点好的。”“不用。”他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想干啥？你跟我说。”“我想一个人待着。”他张了张嘴。我看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

像是有话顶在嗓子眼，又咽下去了。“行。”他说，“那我明天回县城一趟，店里有点事。

晚上回来给你做饭。”他站起来，走了两步，停下来。没回头。“麦穗。”“嗯。

”“你……是不是心里有人？”我没说话。他等了一会儿。等不到回答，肩膀微微塌了一点。

“我知道了。”他说。他走了。这次没回头。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打火机响了好几次，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后来我听见他进屋的声音。

不是直接回他屋，是先到厨房，把灶台擦了擦，把碗筷归置好，

把我明天要用的杯子倒了水放在桌上。然后他站在我门口，站了一会儿。他没敲门。

也没说话。就那么站着。我不知道他站了多久。后来他走了，脚步声很轻，像是怕吵醒我。

第二天他回来的时候，灶台上多了一瓶蜂蜜，玻璃瓶装的，系着一根红丝带。

旁边放着一张纸条，上面是他工工整整的字：“我看你最近总咳嗽，蜂蜜润肺，你兑水喝。

”我不爱吃甜的。但他不知道。但他开始变了。他不再试图拉我的手了。

不再把电影票放在桌上。不再问我“你开心不”。他还是给我卧鸡蛋，给我买桃酥，

给我妈送药，但那些小心翼翼的试探少了。他像是给自己画了一条线，线上的事情照做，

线外的不再往前跨一步。可有些东**不住。

有一次我无意中看见他在院子里洗衣服——他自己的衣服。他蹲在盆前，

搓着那件白衬衫的领口，搓了很久。搓着搓着，手停了，盯着盆里的水发呆。水已经浑了，

泡沫浮在上面，慢慢消散。他就那么蹲着，一动不动，像一截木桩。过了好一会儿，

他回过神来，继续搓衣服。动作比刚才重了一些，搓得指节发白。还有一次，他从县城回来，

进门的时候脸色很差。我以为他又累了，没在意。他进了隔壁屋，关上门。过了一会儿，

我经过他门口，听见里面有动静——不是走动的声音，是什么东西被压着、闷着的声音。

像是一个人把脸埋在枕头里，拳头攥着床单，指节攥得发白，却一声不出。我站在门口，

手抬起来，想敲门，又放下了。我能说什么呢？我转身回了屋。他开始抽烟抽得凶了。

以前一天两三根，现在一天能抽大半包。院子里、台阶上、甚至厨房门口，

都能看见烟灰的痕迹。他以为我不知道，每次抽完都把烟头扔进灶膛里烧掉。

但灶膛里的灰翻出来，偶尔能看见没烧尽的滤嘴。有一天我早起，看见他坐在灶台前烧火。

火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红红的，不是烟熏的。他手里拿着一根没点的烟，

翻来覆去地转着，转了很久，最后把烟塞回烟盒里，站起来开始做饭。他看见我，笑了笑，

说：“今天想喝稀的还是稠的？”那个笑跟平时一样，体面的、温和的，

像是夜里那些东西从来没存在过。“稀的。”我说。“行。”他转过身去舀米。舀了一勺，

又加了一勺，顿了顿，又舀了半勺。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米勺，愣了几秒钟，

然后把多出来的米倒回去，只留了一勺。“你最近吃得太少。”他说，声音很平，

“稀的也行，我给你多放点红枣。”我没说话。他开始煮粥。动作很慢，跟平时不一样。

平时他做什么都利索，今天像是手上没劲，拿个勺子都拿不稳。他把红枣从罐子里倒出来，

一颗一颗数，数了六颗，又加了两颗，想了想，又拿掉一颗。“七颗。”他说，“七颗好。

”我不知道七颗好在哪里。但他站在那里，认真地数着红枣，

把它们一颗一颗放进锅里的样子，让我喉咙有点紧。我转身回了屋。转眼一个月过去。

村里开始有人说闲话。我去井边打水，几个婶子在那儿洗衣服，看见我就压低了声音。

她们说刘家那媳妇心是石头做的，建军多好的人，县城有房有车，人又长得体面，

对她掏心掏肺的，她连个好脸都不给。说建军结婚一个月了还睡隔壁屋，连她屋都进不去。

我把水桶往井里一扔，绳子差点脱手。桶在井里晃荡了好几下，才沉下去。打完水往回走，

桶里的水晃出来，溅了一裤腿。秋天的井水凉，渗进裤子里，小腿冰凉。晚上刘建军回来，

手里拎着一包东西。他站在我屋门口，没进来，把东西递过来——一个精致的纸盒，

系着绸带。他说：“县西点屋新出的，你以前爱吃桃酥，我让他们做了少糖的。”我没接。

他的手悬在那儿。过了一会儿，他缩回去，笑了笑，说：“放桌上了，你饿了吃。

”“刘建军。”我叫住他。他停住，没回头。我能看见他的肩膀微微绷紧了。

“你……不用这样。”他背对着我站了一会儿。肩膀微微起伏了一下，像是在调整呼吸。

“我知道。”他说。停了几秒钟。“但我乐意。”门关上了。他关门的声音很轻。

那天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经过院子的时候，看见他坐在台阶上，手里夹着一根烟，

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脚边放着好几个烟头。他就那么坐着，背靠着栏杆，

仰头看天。天上没有月亮，星星也不多，黑黢黢的一片。我站在暗处，他没看见我。

我站了一会儿，看见他把烟头掐灭，站起来，在原地站了很久。他抬手抹了一下脸，

动作很快，像是怕什么人看见似的。然后他转身进屋了。后来我听见他妈来了。

他妈是城里人，烫着卷发，穿着体面，说话也客气。那天她来的时候我在屋里，

隔着墙听见她跟刘建军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在夜里什么都听得清。“建军，你告诉妈，

她是不是心里有人？”他没说话。“你以为我看不出来？结婚那天她往老槐树那边看，

看的不是你。这一个月了，你睡隔壁屋，她连正眼都没给过你一个。咱家条件不差，

你人也不差，你图啥？”“妈。”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我图她这个人。

她心里有人，我知道。但她现在是我媳妇了，我愿意等她。”“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她愿意看我一眼的时候。”他妈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你跟你爸一个样，

犟。”那之后，他照旧每天做饭，然后去县城打理生意，回来给我爸妈干活。我妈打电话来，

说他又送了一袋面过去，还说他把院墙塌的那一角给砌上了。我弟写信来，歪歪扭扭的字，

说姐夫给他买了双球鞋，白色的，他同学都说好看。我开始注意他。早上他起来烧火，

蹲在灶台前面，拿吹火筒吹，火星子溅出来，映在他脸上。他蹲在那儿，背影缩成一团，

脊梁骨一节一节突出来。他的白衬衫总是干干净净的，和村里的灶台格格不入，

但他从没皱过眉头。吃完饭他收拾碗筷，把我的碗和筷子单独放一边，洗的时候先洗我的。

晚上他从县城回来，身上是干净的洗衣粉味道，先去洗个手，然后进隔壁屋。

有时候他回来得晚，我听见院门响，然后是轻手轻脚的声音。他会在院子里站一会儿，

我听见打火机响了一下，又灭了。然后他就那么站着，有时候站很久。第三章转眼到了秋天，

我考上了镇上的代课教师岗位。消息是村小学的老校长亲自来家里说的。他说县里下了文件，

要补充农村师资，我高中文凭，成绩又好，正合适。先代课，以后有机会考编制。

刘建军知道的时候正在院子里洗车。他扔下手中的抹布，跑进屋来，手上还滴着水，

在裤子上擦了擦。他站在我面前，笑得眼睛弯成一道缝：“麦穗，我就知道你能行！

”他那个高兴的样子，好像考上的人是他自己。第二天他开车带我去镇上报到。回来的时候，

他绕到县城，硬拉我进了一家书店，给我买了**的教辅资料和一个漂亮的笔记本，

封皮是淡蓝色的，印着一朵小雏菊。“当老师得用这个。”他把东西塞到我手里，认真地说。

我抱着那摞书，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掠过的行道树。他开车很稳，不急不躁，

车里放着磁带，是邓丽君的歌。车里干干净净的，座椅上套着浅灰色的座套，

挂着一个淡黄色的小香包，淡淡的柠檬味。“麦穗。”他忽然开口。“嗯。”“你开心不？

”我没说话。他笑了笑，没追问。那天是镇上的集。学校放半天假，我去集市上买点日用品。

走到菜市口的时候，看见一群人围成一个圈。有个女人在跟卖菜的吵架。

“这菜……这菜蔫了，你还卖我两块钱？”她的声音结结巴巴的，

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卖菜的胖女人嗓门更大：“嫌蔫你别买啊！

两块钱你还想买多好的？”女人急了，脸涨得通红，说话更结巴了：“我……我早上买的，

你说……说新鲜的，现在蔫成这样，你……你这是坑人……”胖女人一把抢过那捆菜，

扔在地上：“行行行，钱退你，两块钱，拿去！以后别来我这儿买！”女人蹲下去捡菜。

她蹲下去的时候，我看见她后脖颈晒得黑红，和领口遮住的地方是两种颜色。

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衫，头发随便扎着。她捡完菜站起来，转身要走，看见我在看她，

愣了一下。我也愣了。是栓子哥娶的那个女人。那个不要彩礼的外地媳妇。她认出我了。

我看见她眼睛里闪过什么——慌乱，还是难堪？她低下头，把菜往篮子里塞了塞，

转身就要走。“等等。”我叫住她。她站住了，没回头。肩膀缩着。我走过去，站到她旁边。

她比我矮半个头，一直低着头看手里的篮子。篮子里除了那捆蔫了的菜，

还有几把韭菜和半篮子鸡蛋。“你……你是麦穗吧？”她先开口了，声音很小。我一愣。

“我见过……见过你照片。”她说得很慢，“栓子哥……藏的。他枕头底下，

有……有你照片。你们小时候，在河边，摸鱼。你扎着两个辫子，笑得……笑得可好看了。

”我喉咙突然发紧。“他……他还留着？”她点点头：“他晚上，有时候……拿出来看。

我见过。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醒着。”春芳——后来我知道她叫春芳——说这些的时候，

语气很平，没有怨恨，也没有告状的意思，就像在说一件跟她无关的事。她低着头，

手指绞着篮子上的提手。“栓子哥是好人，”她说，“对我也好，就是……就是心里有人。

他做梦喊你名字，喊了好多次。”风吹过来，有点凉。镇上的风带着土腥味和炸油条的味道，

混在一起。“你恨他吗？”我问。春芳摇头。摇得很慢，但很坚决。“不恨。他对我也好，

就是……就是心里有你。他给我弟寄过钱，给我妈买过药。他不太跟我说话，

但家里的事他都干。就是……有时候他会发呆，看着一个地方看很久，叫他好几声才听得见。

”她把篮子拎起来，胳膊弯成一个弧度，篮子挂在肘弯上。她说：“我……我该回去了。

晚了，栓子哥担心。他每次都会在村口等我，站在那棵桐树下，抽好几根烟。”她走了几步，

又回头看我一眼。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是笑了笑。那个笑很短，

嘴角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她走了。背影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篮子挂在胳膊上晃荡。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春芳说的话。她说那些话的时候，

手一直绞着篮子提手，指节发白。她说不恨的时候，声音很轻，但很稳。她走的时候那个笑，

很短，嘴角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像是笑一下都要省着用。

我还想起她说的另一句话：“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醒着。”一个醒着的人，

听着身边的人在梦里喊别人的名字。她说不恨。她是真的不恨，

还是把恨压在了那个结结巴巴的声音底下？我不知道。但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刘建军隔壁的屋里，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两件事。

一件是栓子哥——他把我照片压在枕头底下，他在梦里喊我的名字，

他娶春芳是为了让我死心。另一件是刘建军——他蹲在灶台前一颗一颗数红枣的样子，

他站在我门口不敲门不说话的样子，他说“我知道了”时肩膀塌下去的样子。

栓子哥把我推开了，因为他想让我过好日子。刘建军被我推开了，但他没走。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想：我到底在等什么？等栓子哥？他已经结婚了。等自己死心？

我的心好像早就死了，又好像没有。等一个答案？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我翻了个身，

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干的，但我总觉得它应该是湿的。隔壁没有动静。刘建军早就睡了。

他每天早起做饭，从来不熬夜。我把被子蒙在头上，闭上眼睛。被子外面很安静。

我没再想任何事。我慢慢往镇外走，走到刘建军的车停着的地方。他今天说来接我，

怕我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他靠在车门上等我，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在看。看见我，他站直了，

把杂志收起来。他今天穿了一件浅灰色的毛衣，里面是白衬衫的领子，干干净净的，

和这条灰扑扑的乡镇马路不太搭。“怎么了？脸色这么白。”他走过来，伸手想摸我额头。

我侧了一下头，他的手落在半空。他收回手，没说什么，拉开车门让我上车。车子发动了，

他没急着走，坐在驾驶座上，手搭在方向盘上，看着前方。“麦穗，你今天……见着谁了？

”我看着他。他转过头来，看着我。他的眼睛很亮，在仪表盘的光线下，里面有担忧，

也有一些别的东西。“我听说，栓子他媳妇今天也去镇上了。”他说。声音很轻。

“你知道了？”他点点头。“你咋知道的？”他没说话，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两下。

“刘建军。”“嗯。”“你就不生气？”他沉默了一会儿。“生啥气？

”“我……我心里有别人。”他没说话。车里很安静，只有磁带转到头的“咔嗒”声。

过了一会儿，他伸手把录音机关了，车里彻底安静下来。“麦穗，”他说，

“我娶你那天就知道。你穿着红棉袄，手里攥着糖，眼睛往老槐树那边看。你看的不是我。

”他停了一下。“可我还是娶了。因为我在县城书店见过你，你穿着校服，在教辅区挑书，

扎着马尾辫。你挑了很久，最后买了一本数学题集。你走的时候从我身边经过，

我闻到你身上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他转过头看着我。“我知道你心里有栓子。我不逼你。

我就守着你。你想当老师，我供你；你想考编制，我陪你；你想回娘家，我送你。

我什么都不要，就要你有一天回头看我的时候，愿意对我笑一下。”他伸手，

轻轻握了一下我的手，很快就松开了。“走吧，回家。我给你做饭。”车子驶出镇子，

天边起了晚霞，把整条路染成橘红色。他一直开着车，没再说话。我看着他的侧脸。

他的轮廓在晚霞里很柔和，鼻梁挺直，下颌线干净。他的手指修长白皙，搭在方向盘上，

节奏平稳。我忽然想起他每天早上卧在粥里的鸡蛋，蛋黄刚好凝住；想起他给我买的蜂蜜，

系着红丝带；想起他站在书店里认真帮我挑教辅的样子；想起他发烧那天，

站在灶台前手抖得握不住面条，还惦记着给我卧个鸡蛋。

想起他撕掉电影票、又从垃圾桶里捡出来拼在一起的样子。

想起他把脸埋在枕头里一声不出的样子。想起他蹲在洗衣盆前发呆，指节搓得发白的样子。

想起他站在我门口，不敲门、不说话，就那么站着的那个夜晚。他的好，我不是不知道。

我只是不愿意知道。**在椅背上，闭上眼。被子蒙在头上太闷，我翻了个身，面朝车窗。

车窗外，晚霞正在消退，天边剩一道橘红色的线。他没再说话，专心开着车。我也没有看他。

第四章那场雨来得突然。我在学校改作业，听见雷声，抬头看窗外，天已经黑透了。

云压得很低，压在村子上头，沉甸甸的。雨点砸在瓦片上，噼里啪啦响，很快就连成了片。

刘建军今天去帮我娘家收麦子了。我爸说天气预报有雨，要抢收，六亩地的麦子，

一个人收不完。刘建军一早去的，开着车，带了雨布。我看了看墙上的钟，下午五点。

等到六点，他没回来。雨越下越大，学校门口的积水已经漫过台阶。等到七点，还是没回来。

我坐不住了。拿了伞往外走，刚出校门，就看见一辆车从雨幕里开过来，

车灯照着白茫茫的雨帘，慢慢停在我面前。车门开了，刘建军下来。他浑身湿透了，

衣服贴在身上，能看见里面的轮廓。头发往下滴水，糊在脸上，他用手拨开，

露出一张煞白的脸。他跑到我面前，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收完了，都收完了。

”他说，雨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你爸那六亩麦子，一颗没淋着。我都盖上雨布了，

压了石头，风吹不跑。”我看着他。他身上全是泥，从胸口到裤腿。手上划了口子，

很长一道，从虎口到手腕，血被雨水冲淡了，粉红色的水顺着手背往下淌。

他的白衬衫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裹在身上，他冷得发抖，但眼睛是亮的。“你手怎么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把手往身后藏：“没事，让镰刀划了一下。不深，就破了点皮。

”他往车的方向走，走了两步，身子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他，碰到他胳膊，烫得吓人。

“你发烧了？”“没，没事。”他推开我手，力气很轻，“上车吧，别淋着了。

你明天还要上课。”他拉开车门让我上去，自己绕到驾驶座，

坐进去的时候整个人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下眼。“刘建军，我来开。”“不用，我没事。

”他发动了车，手在抖，但还是稳稳地把车开上了路。到家的时候，他已经站不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