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的人我叫陈远，今年三十二岁，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中层管理，月薪两万八，

房贷一万二，车贷三千，剩下刚够活着。听起来挺体面的是吧？可就在上周五的晚上，

我蹲在公司十七楼的厕所隔间里，咬着袖子哭了整整十五分钟。不是因为被老板骂了，

不是因为项目黄了，而是因为我在茶水间接了一个电话——我妈打来的，

说我爸的体检报告出来了，肝上有阴影，需要进一步检查。

电话那头我妈小心翼翼地问：“远儿，你最近忙不忙？能不能请几天假？

”我嘴上说“妈你别担心，我想办法”，

挂了电话却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这个季度的KPI就差最后两周了，如果临时请假，

绩效奖金起码折半。我爸的检查加治疗，少说也要几万块吧？那笔钱不能丢。你看，

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不是不孝顺，是不敢停下来。我从厕所隔间出来，对着镜子洗了把脸，

整理好表情，回到工位上继续改方案。旁边的实习生小周递给我一杯咖啡，说“远哥，

你眼睛好红”。我说没事，隐形眼镜戴久了。然后继续敲键盘。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擅长两件事——假装很好，和假装没事。下班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一点了。

我叫了辆网约车，等车的间隙刷了一下朋友圈。大学同学老刘晒了新提的特斯拉，

配文是“三十岁给自己的礼物”；前女友小鹿晒了张洱海的日落，定位是大理，

配了个“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高中同桌阿健发了张女儿的照片，

说“小棉袄今天学会了叫爸爸”。我盯着最后那条看了很久，然后默默点了个赞。

上车后**在车窗上，看着这个城市霓虹闪烁的样子。师傅问我：“这么晚才下班啊？

”我说：“嗯，加班。”师傅说：“年轻人不容易啊，我儿子也天天加班，

我都好久没见他了。”我没再接话。掏出手机，翻到和我妈的聊天记录，

最新的一条是她下午发来的：“远儿，妈知道你忙，你爸这个不急，你先忙工作。

”下面是一条语音，我没点开听，但我猜得到内容。因为我太了解她了。

她会用那种小心翼翼的语气说“没事没事”，然后用最大力气把自己伪装成一切都好的样子。

就像去年她自己做个胆囊手术，从头到尾没告诉我，

等我过年回家才知道她已经出院半个月了。我当时气得跟她吵了一架，问她为什么不跟我说。

她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搓着围裙，说“你不是忙嘛，又不是什么大手术，手术费你姐出了，

不花你的钱”。不花你的钱。这句话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到现在都没**。

回到家已经一点半了。我在门口换了鞋，没开灯，摸黑走到客厅，一**坐在沙发上。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老板在群里艾特我，说明天早会的资料别忘了准备。

我想回个“收到”，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半天，最后把手机扔在了沙发上。客厅很安静，

安静到能听到冰箱压缩机嗡嗡的声音。我突然想起大概七八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深夜，

我大学刚毕业来这座城市找工作，住在城中村一个隔断间里，隔壁住着一对经常吵架的情侣，

楼下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烧烤摊，烤肉的油烟味能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混合着啤酒和吵闹声。

那时候穷，但好像没那么累。那时候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会觉得三十岁应该是个功成名就的年纪。结果呢？三十岁发现自己就是个普通人，

普通到丢进人群里找都找不到的那种。而最可怕的事情不是这个。最可怕的是，

我发现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真正开心过了。上一次笑到肚子疼是什么时候？不记得了。

上一次毫无负担地过完一整天是什么时候？不记得了。

上一次说出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时候？也快不记得了。

我开始习惯性地说“我没事”“挺好的”“还行吧”，这三个词就像条件反射一样，

被问什么都能拿出来应付。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回家。不是请假的那种回，

是辞职的那种回。这个决定不是突然做出的，它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埋了很久很久。

可能是在某个加班到凌晨三点还被甲方骂的晚上种下的，也可能是在某次同学聚会上，

看着大家吹嘘彼此实际上并不真实的生活时种下的。总之，它发芽了。第二天早上，

我走进老板办公室，把辞职信放在他桌上。李总看了一眼，皱着眉头抬起头：“家里有事？

”我说：“我爸身体出了点状况，我想回去一段时间。”“请个假不就行了？

这个节骨眼上你走了，项目怎么办？你知道公司为了拿这个客户花了多大力气吗？

你作为项目负责人——”“我知道，”我打断他，“所以我已经决定了。

”李总盯着我看了大概五秒钟，然后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下来：“小陈，

你在我手下干了五年了，我什么人你不清楚？我不是不理解你的难处，但你现在走，

对你的职业生涯真的不好。要不这样，你先请一周假，回去看看情况，

工作的事我让小周先顶着，等你回来再说。”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上周刚交的房租，下个月的房贷，还有那辆开了三年的车的分期。

成年人的勇气，在账单面前是会打折的。从老板办公室出来，我站在吸烟区抽了根烟。

旁边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同事，瘦高个，黑眼圈重得像被人打了两拳。他看我一眼，没说话，

递给我一支烟，我说我有，他就自己点上了。我们就那么并排站着抽烟，谁也没说话。

烟抽完了，他按灭烟头转身走了，临走说了句：“加油。”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但那一刻，我觉得这座城市好像也没那么冷漠。请完假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

我回工位收拾东西，简单给几个同事交代了一下工作。实习生小周一脸担心地问我：“远哥，

你没事吧？”我说没事。你看，又是这三个字。我订了下午三点的高铁票，

两个半小时到我们县城。临走前我给妈打了个电话，说晚上到家。电话那头她愣了两秒，

然后声音突然拔高了八度：“你请假了？工作怎么办？老板不会说你吧？”“不会的，妈，

我年假还没休完。”“那……那你路上慢点，我给你爸说，让他去买点排骨，

你不是爱吃排骨吗？”“好。”挂了电话，我站在公司楼下等网约车。阳光很好，

九月的风还带着暑气的尾巴，吹在身上黏黏的。

往往的人——穿西装的、背双肩包的、踩高跟鞋的、拎着午餐外卖的——每个人都行色匆匆，

每个人都好像有大把的事情要做。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人里面，

有多少人是真的想去自己正在去的地方？高铁上我旁边坐了个大叔，大概五十多岁，

拎着一个大皮箱，说是去找儿子。他儿子在隔壁城市打工，一年没回家了，

老婆子想儿子想得睡不着觉，他就带上家里的土特产过来看看。“小伙子你呢？回家？

”“嗯，回家。”“在外地工作啊？”“对。”“多久没回去了？”我想了想，

上次回家是过年，到现在已经八个多月了。再往前数，一年大概回两次，春节和国庆，

每次待三到五天，来回路上就要耗掉两天。大叔啧啧两声：“也不容易。

”他打开手机给我看他儿子的照片，说是在某个电子厂上班，一个月挣七八千块，虽然不多，

但比在老家种地强。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满满的都是骄傲。我没有告诉他，

在我们公司，七八千块大概是实习生拿的工资。我也没告诉他，他儿子一年不回家，

可能不是因为忙，而是因为往返路费和请假扣的工资加起来太贵了。有些真相，

不拆穿比较善良。高铁到站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拖着一个行李箱从出站口出来，

一眼就看到了我爸。他站在接站的人群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polo衫，

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大片，背也微微佝偻了。我记得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腰板笔直，

走路带风，一个人能扛两百斤的水泥袋。可眼前这个老头儿，哪里还有半点当年的影子？

他看见我，脸上露出那种很笨拙的笑容，把手里的烟掐灭，冲我迎过来：“回来了？”“爸，

不是说不让你来接吗？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打什么车，打车多贵，我骑电瓶车来的，

十几分钟就到了。”我看了看他身后，果然看到了那辆开了快十年的电瓶车，

车漆掉了好几块，后视镜用胶带缠着，坐垫上还放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件外套。

“天黑了，骑车不安全。”“没事没事，这条路我都骑了几万遍了，闭着眼都能骑。

”他一边说一边把我的行李箱接过去，试图绑在电瓶车的脚踏板上。行李箱太大，放不进去，

他捣鼓了半天，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我鼻子一酸，蹲下来帮他把行李箱横过来，

用绳子固定好。“好了爸，走吧。”他骑上车，我坐在后面，一只手扶着他的肩膀，

一只手抱着行李箱。风吹过来，带着田里水稻的味道，还有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

他的肩膀比我想象中还要单薄。路过镇上的时候，我看到路边那家兰州拉面还开着，

灯箱亮着昏黄的光。我记得上高中那会儿，每次考试考好了，

他就带我来这里吃一碗牛肉拉面，加一份牛肉，加一个茶叶蛋。他自己不吃，

就坐在对面看着我吃。有一次我问他：“爸，你怎么不吃？”他说：“我在家吃过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没吃，是怕花钱。那时候一碗拉面六块钱，加一份牛肉两块，

加一个茶叶蛋一块五，加起来九块五毛钱。他扛一天水泥袋能赚八十块，

他要扛将近一百个麻袋，才能换来这一碗面。这些事情，我小时候不懂，长大后不敢想。

到家的时候我妈正在厨房忙活，油烟机轰隆隆地响，锅铲碰铁锅的声音清脆又热闹。

客厅里摆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西瓜被切成均匀的小块，插着牙签，旁边放着一壶刚泡好的茶。

“妈，我到了。”她从厨房探出头来，袖子卷到胳膊肘，围裙上沾着油点子，

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更深了，但笑起来的样子还跟记忆里一样温暖。“快坐下歇会儿，

排骨马上就好，你爸买的新鲜排骨，今天菜市场那个老王的摊上最后一斤了，

你爸还跟人家抢了半天——”“哪有抢，就是先到先得的事。”我爸在旁边嘟囔了一句，

然后拎着我的箱子进了卧室。“你晚上睡你姐那屋，床单被罩都给你换新的了。”“好。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是铁观音，有点苦，但回甘。

茶几上摆着电视遥控器、我爸的老花镜、还有一本不知道翻了多少遍的旧黄历。

墙上的照片还是十几年前的，一家四口的全家福，那时候我还穿着校服，我姐扎着两个辫子，

爸妈站在后面，笑得很踏实。一切都好像没变。但一切分明都变了。

饭桌上我妈做了四个菜一个汤，排骨炖土豆、清炒时蔬、凉拌黄瓜、红烧鲫鱼，

还有一大碗番茄蛋花汤。“妈，做这么多干嘛，吃不完浪费。”“你难得回来一次，

又不是天天吃。”她一边说一边往我碗里夹排骨，堆得跟小山似的。

我爸坐在对面不怎么说话，就闷头吃饭，偶尔抬头看我一眼，

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知道他不是不善言辞，他是不知道说什么。从小到大，

我们父子之间的对话总和不超过几百句，每句都短得像发电报。“路上顺利吗？”他问。

“顺利。”“公司那边请好假了？”“请好了。”“嗯。”然后又是沉默。

我妈在旁边打圆场：“你爸今天开心了一整天，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菜了，

下午还特意去理了个发，你看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剪短了？”我看向我爸，

他不自在地摸了摸头：“你别听你妈瞎说，我本来就要理发了。”我想笑，但鼻子先酸了。

吃完饭我主动去洗碗，我妈不肯，说“你一个大男人洗什么碗”，我说“妈，

我现在每天早上都要给自己做早饭，洗碗早就会了”。她愣了一下，然后没再拦着。

我在厨房洗碗的时候，她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厨房门口，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无非就是谁家孩子结婚了，谁家老人生病了，镇上那条路终于修好了，

对面的超市换了个老板。我都听着，时不时应一句。洗好碗回到客厅，

我爸已经泡好了第二壶茶，电视里放着新闻联播。我在他旁边坐下来，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问了：“爸，你那个体检报告，究竟怎么回事？”他摆摆手：“没什么大事，

就是肝上有个小东西，医生说观察观察就行。”“什么小东西？”“就是……一个小阴影，

可能是囊肿，也可能是别的，说不准。”他说得很轻描淡写，好像在说明天可能下雨，

记得带伞。但我在他旁边看到了那张被折了好几折的体检报告单，

上面的字我借着电视的光看了个大概——“肝右叶可见一低回声区，

大小约2.3cm×1.8cm，边界不清，建议进一步检查”。边界不清。

这四个字我在网上查过，知道意味着什么。“爸，明天我陪你去市里医院，再做个详细检查。

”“不用不用，你难得回来一趟，就在家歇几天，我自己去就行，又没什么大事。

”“我陪你去。”我又说了一遍，语气很坚定。他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我姐房间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房间被我妈收拾得很干净，

床头柜上还放着我上高中时候用的那盏台灯，灯罩上贴着一张泛黄的贴纸，

是我当年喜欢的动漫人物。窗外有蛙鸣，有虫叫，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这种声音好像有某种魔力，能让人突然想起很多已经被遗忘的事情。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特别怕黑，每天晚上都要开着小夜灯才能睡着。

我爸那时候还在工地上打工，一个月才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一袋大白兔奶糖。

我想起我高考那年，考完最后一门出来，在校门口看到了我爸。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

手里举着一瓶冰红茶，在人群里踮着脚尖四处张望。他看到我的时候，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

把那瓶冰红茶塞到我手里，说：“走，回家，你妈做了你爱吃的菜。

”我想起我考上大学那年，他从工地上请假回来给我办升学宴，喝了很多酒，

跟每一个亲戚说起我被录取的消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他们都喝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