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块钱被我分成了三份。

两百藏在了老屋房梁的瓦片底下——不是不信我妈，是太信她了。早上我睁眼的时候，正看见她蹑手蹑脚想摸我枕头底下的布包，我咳嗽一声，她手缩得比兔子还快。

“妈给你存着……”她讪讪的。

“不用。”我坐起身，把布包揣进怀里，“我自己能存。”

另外两百，我缝在了内衣衬布里。最后一百，拆成零票，准备当启动资金。

**的欠条我单独折好，用油纸包了三层，塞在墙缝里。这可是保命符，万一哪天他出息了想翻旧账，这就是证据。

做完这些，我对着水缸照了照。水面上的人脸苍白，头发枯黄，只有那双眼睛亮得吓人。手腕上的纱布换了干净的，但隐约还能透出点红。

得赶紧了。

我揣着二十块钱零票出了门。

1978年的县城，灰扑扑的。满街都是蓝、灰、绿，偶尔一点红，要么是小孩的头绳，要么是宣传标语。女人们的衣服大多宽大，腰身藏在布料里，怕显曲线。

我在百货商店门口蹲了两天。

看人。看她们在橱窗前停留的目光落在哪里，看她们摸完的确良布料后舍不得放手的模样，看年轻姑娘们对着墙上那张画报上穿连衣裙的模特，偷偷比划自己的腰身。

画报上的连衣裙，现在叫“布拉吉”，苏联传过来的样式，方领，直筒，长到小腿肚。好看是好看，就是……太板正。

第三天，我揣着布票和钱，进了供销社的布料柜台。

“同志，要这种浅碎花的，对，就那个。”我指着货架最上头那卷米白底子撒小蓝花的棉布。

售货员是个胖大姐，瞥我一眼：“扯多少？”

“六尺。”顿了顿，我压低声音，“大姐，再搭半尺布头，行不？我做点小玩意儿。”

布头是不用票的，边角料。大姐看了看我，大概看我瘦巴巴的，手腕还缠着纱布，没吱声，量布的时候悄悄多扯了一寸，剪下来的边角料也比往常多点。

“谢谢大姐。”我真心实意道。

她又从柜台底下摸出两枚白色的旧纽扣：“这个……我攒的，送你吧。”

好人啊。我鼻子有点酸。

回家路上，我又去杂货店买了两根最细的橡皮筋，一截松紧带，花了八分钱。

晚饭是玉米糊糊配咸菜疙瘩。我匆匆扒了两口，就躲进了里屋。煤油灯点上，剪刀、针线、从邻居家借来的老缝纫机——还是脚踩的那种，哒哒哒响了一晚上。

我妈扒门缝看了三次，最后叹了口气，走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抖开了手里的裙子。

米白底子蓝碎花，还是布拉吉的款式，但腰身那里被我往里收了整整一寸半，用松紧带做了暗褶，穿上是微微的A字型。领口我改成了小V领——不敢太深，就比普通方领多露出一点锁骨。袖子还是短袖，但在袖口加了一圈同色布条抽成的细褶。

最妙的是配饰。

我用布头做了两条发带，一根细腰带。腰带正中间，缝上了那两枚白纽扣，做成了装饰扣的样子。发带则是系成蝴蝶结，可以绑头发，也可以系在脖子上当choker——当然，现在没这个词，就是“颈带”。

我换上裙子，对着破了一半的镜子照了照。

煤油灯光线昏黄，但镜子里的人腰是腰，腿是腿，V领恰到好处地拉长了脖颈线条。苍白的脸色被碎花衬得有了点生气。我把头发扎成低马尾，系上发带。

像换了个人。

“这、这能穿出去？”我妈早上看见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怎么不能？”我转了个圈，“又没露肉，就是……精神点。”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没穿这身出门。而是换回了原来的旧裤子旧衬衫，把裙子仔细叠好，用包袱皮包了，又塞了几件这几天赶工出来的“小玩意儿”——都是用布头做的发圈、胸针（其实就是把纽扣缝在布花上）。

目的地：纺织厂女工宿舍区门口。

选这里是有讲究的。纺织厂女工多，年轻姑娘多，手里有点闲钱（相比农村），接触“时髦”东西的机会也多——厂里有时会接待外宾，她们见过世面。

我找了个不挡道的墙角，摊开包袱皮，把裙子展开，挂在临时带来的竹竿上。发圈、胸针摆在小布块上。

早晨七点半，上班的女工们陆陆续续从宿舍区出来。

蓝灰的工装潮里，那件米白碎花裙像灰扑扑画面里突然跳出来的一抹亮色。

第一个停下的是个圆脸姑娘，扎着两条麻花辫。她盯着裙子，脚步挪不动了。

“同志，这裙子……卖？”

“嗯。”我笑得尽量亲切，“自己做的，就这一件。”

“多少钱？”

“十五块。”我报出早就想好的价。百货商店的成衣布拉吉要十二三块，我这件有改良，加手工，十五块不算离谱——但也不便宜，相当于半个月工资。

圆脸姑娘倒吸一口气，摸了摸裙子腰身：“这收腰……”

“显瘦。”我接过话，指了指她，“你穿肯定好看，你肤色白，配这蓝花正合适。”

她脸红了红，又看看那几个发圈：“这个呢？”

“发圈五毛，胸针八毛。买裙子的话，送一个发圈。”

姑娘咬了咬嘴唇，忽然说：“我能试试吗？”

我早就准备好了——找了个僻静的墙角，用包袱皮临时围了个试衣间。五分钟后，姑娘走出来，脸都是光的。

腰身掐得正好，A字裙摆显得腿直。她自己把头发散开，用发带绑了个低马尾，脖子那儿空，我把胸针递给她，别在了领口。

路过的几个女工全都围过来了。

“哟，小娟，这裙子好看！”

“哪儿买的？百货商店没见这种款式啊。”

“这腰收得真巧……”

叫小娟的圆脸姑娘在众人目光里挺直了背，声音都脆了：“十五块，我买了！”

开张了。

接下来一个小时，我摊子前就没断过人。裙子只有一件，卖了就没了，但发圈和胸针卖了七个。还有三个女工问能不能定制，我把早就准备好的小本子拿出来——记下尺寸，收了两块钱定金，约定五天后来取。

日头升高的时候，我包袱里多了二十八块六毛钱，和六块钱定金。

正要收摊，一个温温柔柔的声音响起：“这裙子……是林晚姐做的？”

我抬头。

林晓柔站在摊子前，穿着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眼睛水汪汪地看着我。书里那个原女主，长得确实我见犹怜。

“嗯。”我点头，继续收拾东西。

“林晚姐手真巧。”她蹲下来，拿起一个发圈仔细看，“这褶子打得真好……我能问问，这领子是怎么裁的吗？”

我手上动作一顿。

抬头看她。她还是那副无辜好奇的样子，但眼底那点光，我太熟悉了——那是看到商机、想要复制的光。

“自己琢磨的。”我把发圈从她手里拿回来，“瞎做。”

“林晚姐太谦虚了。”林晓柔笑了笑，“那你明天还来吗？我也想定一件。”

“最近不接了，单子排满了。”我把包袱皮系紧，站起身，“晓柔同志要是没事，我先走了。”

她还想说什么，我已经挎着包袱拐出了巷子。

走出老远，我才松了口气。

林晓柔果然盯上我了。按原著，她现在应该已经和**“偶遇”过几次，正处于“互有好感但还没捅破窗户纸”的阶段。我这边掀了婚礼，她那边估计也懵着呢。

但赚钱的事，不能停。

接下来三天，我换了三个地方：机械厂家属院、中学门口、电影院散场的时候。又卖出去两条裙子、十几个发饰，接了一堆定制单。

手里的钱滚到了小一百块。我去黑市换了点布票——贵，但值得。又买了些不同花色的布料，甚至咬牙要了半米“的确良”，这种料子挺括，做衬衫领子或者装饰边特别好用。

第四天下午，我正在裁一块浅绿色的棉布，院门被敲响了。

来的不是顾客，是街道办的王主任，后面跟着两个戴红袖章的人，脸色严肃。

“林晚同志。”王主任语气很硬，“有人反映你长期倒卖衣物，搞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跟我们走一趟，交代问题。”

我妈从厨房冲出来，脸都白了：“主任，是不是搞错了？我家晚晚就是自己做点衣服穿……”

“做点衣服穿？”一个红袖章冷笑，“我们接到举报，她这几天在不同地方摆摊卖货，证据确凿！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尾巴！”

我心里一沉。

举报。肯定是有人眼红。

“同志，我就是自己做点手工，帮邻居朋友做两件衣服，收点布料钱……”我试图解释。

“少废话！东西全部没收！人带走！”

一个红袖章上来就要抢我手里的布料。我下意识往后一躲，布料被扯住，刺啦一声——

那是我刚画好线、准备做给纺织厂女工主任的裙子。女工主任答应我，如果裙子做得好，她帮我问问厂里工会能不能集体订一批工作服。

现在，全完了。

布料被撕烂，桌上的剪刀、尺子、线团被扫到地上。我妈哭喊着拦，被推开。两个红袖章一左一右架住我胳膊，就要往外拖。

就在这时候，院门外传来自行车铃铛声。

紧接着，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响起来：

“哟，这么热闹？”

所有人动作一顿。

沈峻推着辆二八大杠，斜倚在门框上，工装袖子卷到肘部，露出结实的小臂。他目光在院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被架住的胳膊上，眉毛挑了挑。

王主任显然认识他，语气缓和了点：“沈峻同志，我们在执行公务。这个林晚搞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沈峻笑了，走进院子，弯腰捡起地上那本记尺寸的小本子，翻了翻，“这不就是帮邻居朋友记个尺寸，方便做衣服吗？王主任，街坊邻居互相帮助，也犯法？”

“她收钱了！”

“收点布料钱、辛苦钱，不应该？”沈峻合上本子，看向王主任，“我听说，纺织厂工会正在找会做衣服的同志，想给厂里劳模做几件像样的工作服。林晚同志这手艺，正好啊。”

王主任一愣。

沈峻往前走了两步，压低声音，说了几句什么。我听不清，只看见王主任脸色变了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沈峻，眼神惊疑不定。

最后，王主任咳嗽一声：“既然……既然是这样，可能是误会。林晚同志，以后注意方式方法，别让人抓住把柄。”

红袖章们松了手。

我揉着发疼的胳膊，看着沈峻。

他走过来，把那个小本子塞回我手里，指尖不经意擦过我手心，有点糙。

“谢……”我嗓子干涩。

“别急着谢。”他打断我，弯腰，凑到我耳边，声音低得只有我俩能听见，“明天早上七点，纺织厂后门等我。”

说完，他直起身，对王主任点点头：“那我们先走了，主任您忙。”

他推着车往外走，经过我身边时，撂下一句：

“带上你最好的手艺。”

院门关上。

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个被撕烂的布片，心脏在胸腔里怦怦直跳。

我妈扑过来抱住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拍着她的背，眼睛却盯着院门。

沈峻。

他到底想干什么？

但我知道，明天早上七点，我必须去。

这条刚刚差点被掐断的路，现在，可能有了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