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确认自己是父母为救儿子“设计”出生的。进医院前，
我以为这次急性肠胃炎能换来妈妈一句“疼不疼”。进医院后，
我听主治医生对实习医生说：“这就是当年那个‘定点生产’的女婴？都长这么大了。
”病房外，妈妈正低声打电话：“……骨髓配型结果出来了，匹配度很高。你放心，
当年就是为了这一天生的她，现在该她回报了。”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点滴一滴滴落下，
突然想起十五岁那年，弟弟白血病复发时，爸爸摸着我的头说：“幸好有你在。
”那时我以为那是爱。现在我知道，那是庆幸——庆幸这个为救他而生的工具，
终于派上了用场。我叫林晚，今年二十二岁，大学刚毕业。从小到大，
我听过最多的话是：“晚晚真懂事。”七岁，弟弟林晨确诊白血病。我从儿童房搬进储藏室，
因为妈妈说：“晨晨需要安静环境，你是姐姐，要懂事。”十二岁，弟弟第一次移植失败。
爸爸卖掉我的钢琴，换钱买进口药。我站在琴行门口，他说：“等弟弟好了，给你买更好的。
”我知道不会有了，但我说：“好。”十五岁，弟弟复发。全家抽血配型，只有我完全匹配。
移植手术前夜，妈妈抱着我哭：“晚晚，你是晨晨唯一的希望。
”那是我记忆中她抱我最紧的一次。十八岁，我考上大学。填志愿时，爸爸说：“学医吧，
以后晨晨有什么情况，你能照顾。”我改了从小的文学梦，填了临床医学。二十二岁，
我以专业第一毕业。面试本市最好的医院时，考官问我为什么学医。我说：“为了救人。
”我没说，最初是为了救一个人。一个我为他而存在的人。直到今天，
2023年10月17日下午三点，我在医院走廊听到那段对话。“林晚？哦，
林晨的姐姐啊。”主治医生王主任翻着病历，“就是当年那个‘定点生产’的孩子吧？
”实习医生小声问：“什么定点生产？”“你不懂，十几年前有这种操作。
”王主任压低声音，“有些家庭第一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会专门再生一个来做配型移植。
这叫‘救赎婴儿’。”“那这孩子知道自己……”“谁知道呢。不过配型成功率高，
毕竟是全同胞。”**在墙边，手里拿着自己的血常规报告。原来我不是意外，不是礼物，
不是爱的结晶。我是计划书上的一个项目代号，是生产线上的定制产品，
是活在人间的人体器官库。我推开了弟弟病房的门。林晨正在玩手机游戏，
二十一岁的他因为长期治疗，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苍白的脸，细瘦的手腕，
看到我时眼睛一亮：“姐！给我带奶茶了吗？”“没有。”我把报告放在床头柜上，
“妈妈呢？”“去缴费了。”他凑过来看我，“你怎么了？脸色好差。”我看着他的眼睛。
我们长得不太像，他像妈妈，我像爸爸。但现在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眼角都有同一颗痣，
位置一模一样。这是血缘的印记，也是我出厂设置的标签。“晨晨。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你知道我的骨髓和你配型成功了吗？”他愣了一下，
然后笑起来：“真的？太好了！姐，我就知道你可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问，
“要抽骨髓，很疼，有风险。术后要恢复很久。”“可是你能救我啊。”他理所当然地说，
然后拉住我的手，“姐，你一定会救我的对吧？等我好了，我们一起去旅游，
去你一直想去的云南。”这是他惯用的撒娇方式。从小到大，只要他这样拉我的手，
我就什么都会答应。但今天，我没有点头。妈妈推门进来，
看到我时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晚晚来了？正好，王主任说要跟你谈谈移植的事。
”“我已经和他谈过了。”我说，“我也和晨晨说了。”妈妈走过来，
习惯性地整理我的衣领——这个动作她只对我做，像是某种无意识的补偿。“那你怎么想？
医院说越快越好，晨晨这次复**况不太好。”我看着她的眼睛：“妈，
你知道什么叫‘定点生产’吗？”她的手僵在半空。病房里突然安静得可怕，
只有监测仪规律的滴答声。林晨茫然地看着我们：“什么定点生产？
”妈妈深吸一口气：“晚晚，你听谁胡说八道……”“王主任。”我打断她，
“他说我是为了救晨晨才被生下来的‘救赎婴儿’。是真的吗？”时间一秒一秒过去。
妈妈的脸一点点失去血色。她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最后，她转头对林晨说：“晨晨，
你先休息，我和你姐出去说。”“就在这儿说吧。”我站着不动，“晨晨二十一岁了，
他有权知道。”“林晚！”妈妈的声音突然尖锐起来，“你不要闹！
现在最重要的是晨晨的病！”“那我呢？”我问，“我的病呢？”“你有什么病？
”妈妈脱口而出，然后愣住了。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也是今天才确诊的。
叫‘工具人综合症’，症状是活了二十二年，才发现自己不是人，是工具。
”林晨从床上坐起来：“姐，你别这么说……”“那该怎么说？”我转向他，
“说我心甘情愿？说我很荣幸被设计出生就为了给你当备用零件？
说我该感恩戴德因为我的存在有意义？”我的声音在发抖，但我没有哭。奇怪的是，
我一点眼泪都没有。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彻底干涸了。妈妈抓住了我的手腕：“晚晚，
我们回家说。这里不适合……”“这里很适合。”我甩开她的手，“医院嘛，生老病死，
人间真相，哪里都适合。”护士探头进来：“不好意思，请保持安静……”“对不起。
”我机械地说，然后拿起包，“我先走了。”“林晚！”妈妈在我身后喊，“你要去哪？
移植的事……”我没有回头。走廊很长，白色的墙，白色的地，白色的灯光。
我数着自己的脚步声，一步，两步，三步。第四步时，我撞进一个人怀里。“小心。
”我抬起头，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男人。他个子很高，戴着细边眼镜，
胸前名牌写着：顾承，血液科主治医师。“抱歉。”我后退一步，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报告：“你是林晨的姐姐？”“你知道我？”我讽刺地笑，“也对，
我是有名的‘定点生产’案例。”顾承沉默了一下：“去我办公室坐坐？”“不用了，
医生都很忙。”“我今天不忙。”他侧身，“这边。”我本该拒绝，但腿却跟着他走了。
也许是太需要一个地方坐下，也许是太需要一个不相关的人说说话。办公室很小，
堆满了书和资料。他给我倒了杯温水，在我对面坐下。“我听到了你和王主任的对话。
”他直接说，“抱歉，不是故意的，但隔音不好。”“然后呢？”我看着水杯里的倒影，
“你也觉得我很可怜？还是觉得我不懂事？弟弟病重，我却在这里纠结自己是不是被爱？
”顾承没有立刻回答。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不那么像医生，
更像一个疲惫的普通人。“我在血液科八年，见过十三个‘救赎婴儿’。”他说，
“你是第十四个。”我握着杯子的手紧了紧。“其中七个完成了移植，弟弟或妹妹康复了。
四个移植失败，捐献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并发症。两个在捐献前反悔，家庭决裂。”他看着我，
“还有一个，捐献成功后重度抑郁，去年跳楼了。”水杯里的水晃了一下。“你想说什么？
”我问，“用数据告诉我，这是我的命？”“我想说，你有权利知道全部真相，
也有权利做出选择。”顾承重新戴上眼镜，“医学伦理上，
完全健康的成年人捐献骨髓或器官，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任何道德绑架都不合法。
”“如果我不捐呢？”我盯着他，“我弟弟可能会死。”“那是他的病导致的，
不是你的选择导致的。”顾承的声音很平静，“你不需要为他的人生负责，除非你自愿。
”我笑了，笑得眼泪终于流出来：“你知道吗？这是我二十二年第一次听到有人说，
我不需要为林晨的人生负责。”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在告诉我：你是姐姐，
你要照顾弟弟；你是姐姐，你要让着弟弟；你是姐姐，你要救弟弟。没有人问过：林晚，
你想要什么？“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擦掉眼泪，“我只知道，我不想再当‘姐姐’了。
”“那就先不当。”顾承递给我一张纸巾，“先当林晚。”我在顾承办公室坐了一个小时。
这期间，妈妈打了七个电话，爸爸打了三个，林晨发了两条微信：“姐，你还好吗？”“姐，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一条都没回。顾承一直在看资料，偶尔接个电话，
没有刻意安慰我，也没有催我离开。这种沉默的包容让我喘了口气——原来不追问，不劝说，
不评判，也是一种善意。第七个电话挂断后，我站起来：“谢谢。”“不客气。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如果你需要法律或心理咨询的资源，我可以推荐。
”“医生还管这些？”“医生首先是人。”他说，“而且，我妹妹也是‘救赎婴儿’。
”我愣住了。“她比我小十二岁。我十岁时确诊白血病，父母生她是为了救我。
”顾承的语气很淡，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我拒绝接受她的骨髓。”“为什么？
”“因为有一天我听到她做噩梦哭醒，说‘不要抽我的血’。那时她才四岁。”他看向窗外，
“她的人生不应该从恐惧开始。”“那你的病……”“我等到了无关供体。”顾承转回头，
“现在我们都很好。我是医生，她是画家。”我握紧了那张名片：“你父母恨你吗？
”“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我母亲说，如果时光倒流，她不会选择再生一个孩子来救我。
”他顿了顿，“她说：‘我应该给你全部的爱，直到最后一刻，而不是分一半给新生命，
让你觉得被取代。’”走出医院时，天已经黑了。我打开手机，看到家庭群的99+消息。
最后一条是爸爸发的：“晚晚，回家，我们谈谈。”我打了车，但不是回父母家，
而是回我租的房子。大学毕业后，我坚持搬出来住。
妈妈当时很不高兴：“家里又不是没房间，浪费那个钱干什么？”我说：“我需要独立空间。
”真实原因是：我需要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不是林晨的姐姐，只是林晚。房子很小，
三十平米，朝北，冬天很冷。但我用自己的钱租的，用自己的东西布置的。
书架上是我喜欢的书，墙上是我拍的照片，冰箱里是我爱吃的食物。这里是我的领土。
刚进门，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姑姑。我犹豫了一下，接了。“晚晚啊，
听说你今天在医院闹脾气了？”姑姑的声音一如既往的“为你好”语气，“不是姑姑说你，
晨晨病那么重，你怎么能这个时候添乱呢？”“我没有添乱。”“还说没有？
你妈都哭了一天了！晚晚，做人要感恩，当年要不是为了救晨晨，你爸妈可能都不会生二胎，
那还有你吗？你应该感谢晨晨给了你生命啊！”我闭上眼睛。看，
这就是典型的逻辑：我被生下来救他，所以我该感谢他。“姑姑。”我打断她，
“如果当年是为了救我才生晨晨，你会让他感谢我吗？”电话那头沉默了。“你不会。
因为不合理。”我说，“所以为什么反过来就合理了？
”“这、这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因为他是儿子？因为他生病了？因为他更值得被爱？
”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自己都害怕，“姑姑，我累了，挂了。”挂断电话后，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打开电脑，搜索“救赎婴儿”“设计婴儿”“骨髓移植伦理”。
网页弹出一堆资料。原来这不是秘密，是医学伦理课上的经典案例。
原来有那么多论文研究这种家庭的心理动态。原来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人。
其中一篇论文的摘要写着：“救赎婴儿成年后出现身份认同障碍的比例高达68%，
抑郁焦虑症状普遍，与原生家庭关系紧张者占83%……”数据不会说谎。
我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点。第二天，我请了假没去上班。其实今天是我入职体检的日子，
但我没去。那家医院就是林晨住院的医院，我不想再踏进去。中午，门被敲响了。
我从猫眼看出去，是爸爸。他一个人，手里提着保温桶。犹豫了几秒，我开了门。“晚晚。
”爸爸看起来老了很多，眼下的乌青很深，“你妈妈炖了汤，让我送来。
”我没有接：“进来吧。”他走进来，环顾这个他从未踏足的小屋，
目光在书架上的医学书上停了一会儿。“还在看专业书？不是已经毕业了吗？
”“医生要终身学习。”我说，“坐。”爸爸在沙发上坐下，保温桶放在茶几上。
我们沉默了五分钟，只有墙上的钟在滴答走。“昨天的事……”他先开口，
“你妈妈不是故意的。她只是太着急了。”“她是故意生我的吗？”我问。
爸爸的手抖了一下。“爸，我要听真话。”我看着他的眼睛，“我二十二岁了，
我有权利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又是漫长的沉默。窗外的车流声，邻居的电视声，
远处学校的广播声。世界照常运转，只有我的世界停在这一刻。“是。”爸爸终于说，
“我们确实是……有计划地生你的。”尽管早有准备，亲耳听到时，
心脏还是像被重锤砸了一下。“晨晨三岁确诊，第一次化疗效果不好。医生说，
如果有全同胞兄弟姐妹，移植成功率最高。”爸爸的声音很低，像在忏悔，
“我们挣扎了很久。你妈妈不想再生，她怕对不起新生命。
但晨晨当时情况很危险……”“所以你们选了晨晨，放弃了我。”我说。“不是放弃！
”爸爸猛地抬头，“晚晚，我们从来没有放弃你！你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爱你！”“怎么爱？
”我问，“让我住储藏室？卖我的钢琴？改我的志愿？
还是在我生病时只关心我的骨髓能不能用？”“那是……那是……”他说不出话。
“那是资源优化配置。”我替他说，“把有限的家庭资源倾斜给更‘重要’的孩子。我理解，
经济学上这叫理性选择。”“晚晚！”爸爸的眼睛红了，“别这么说！你是我的女儿，
我怎么会……”“你会。”我打断他，“因为你已经做了。二十二年，每一天都在做。
”我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相册——里面是我从小到大的照片，大部分是学校拍的，
家里拍的很少。“你看这张。”我翻开其中一页，是我七岁的生日照，
“为什么我身后是储藏室的门？因为那年我生日，晨晨刚做完化疗，家里不能有奶油味，
所以我的蛋糕在储藏室吃的。”又翻一页，是我十二岁的毕业典礼：“你为什么没来？
因为那天晨晨发烧，你和妈妈都在医院。”再翻一页，
是我十八岁高考后：“我问能不能和同学毕业旅行，你说‘晨晨最近情况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