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那年我捡破烂赚了三块五，觉得太累就放弃了。结果楼下小学生们见钱眼开，

模仿我疯狂捡瓶。他们用卖废品的钱买了张彩票，竟中了八千万。记者采访时，

他们奶声奶气说：“都是跟楼上哥哥学的！”一夜之间，全城小孩开始在我家楼下翻垃圾桶。

我崩溃大喊：“那是我先发现的致富区！”直到那天，

我在垃圾堆里摸到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恭喜您，

成为万亿环保彩票继承人……”---锈蚀的铁皮桶被一脚踹翻，哐啷啷滚下三级水泥台阶，

最后卡在墙根泛着馊水的苔藓里。几个瘪掉的易拉罐、一蓬纠缠着菜叶的塑料袋、几团废纸，

还有半瓶可疑的、结了膜的橙黄色液体，一起泼洒出来，恶臭混着腐烂的甜腻，

在盛夏午后黏稠的空气里猛地炸开。李默捏着鼻子退后半步，

手里那根自制的、绑着生锈铁钩的竹竿，悬在半空。他十五岁，瘦，

像根没来得及抽条的竹竿，套着一件洗得发灰的旧T恤，额发被汗水浸成一绺绺，

粘在突突直跳的太阳穴上。桶是楼下王奶奶堆在单元门边的，专收厨余，

此刻成了他“勘探”的目标。铁钩在垃圾堆里扒拉，叮叮当当。一个可乐罐，

压扁了；两个啤酒瓶，绿幽幽的；几个矿泉水瓶……他眼睛亮了亮，动作加快，钩子却笨拙，

好不容易钩住瓶口，一提，瓶子脱钩，骨碌碌滚到那滩橙黄液体里。“操！”他低骂一声，

胃里一阵翻腾。汗顺着脊椎沟往下淌，痒得像有虫爬。抬起头，七楼他家窗户紧闭，

窗帘拉着。他知道，就算开着，也不会有人探头出来骂他“没出息”或“丢人现眼”了。

家里静得像口棺材，只有催缴水电费的纸条贴在门上，被风掀动一角，哗啦轻响。

竹竿再次探入。这次钩住个硬纸壳，拽出来，抖落爬行的蚂蚁。又扒拉几下，收获寥寥。

苍蝇嗡嗡地围上来，热烈地奔赴盛宴。算了。这个念头冒出来，迅速膨胀，

挤走了那点微薄的坚持。太他妈累了。臭，脏，热，

还有心里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憋屈和羞耻，像这周遭的腐味一样，无孔不入。

他把竹竿靠在墙边，蹲下身，把刚刚“抢救”出来的几个瓶子归拢，

又伸手从一堆烂菜叶底下，抠出两个沾着泥的易拉罐。总共七个塑料瓶，三个易拉罐，

两个啤酒瓶。他拎起那个脏兮兮的编织袋，有点分量，但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沉。

穿过楼间狭窄的过道，阳光被切割成锋利的光片，晒得水泥地发白。废品站就在两条街外，

一个用铁皮和破木板围起来的角落，老板是个永远叼着烟、眯着眼看人的中年男人。

瓶子哐当倒进不同的筐。啤酒瓶单独算。老板的手黑乎乎的，指甲缝里嵌着污垢，数得飞快。

“塑料瓶一毛一个，七个，七毛。易拉罐五分，三个，一毛五。啤酒瓶一毛五一个，两个，

三毛。总共一块一毛五。”李默愣了：“啤酒瓶不是两毛吗？”老板撩起眼皮，

烟雾从鼻孔喷出：“就这个价。爱卖不卖。”喉咙里堵了一下。他没再争辩，

接过那几张皱巴巴、油腻腻的毛票。一块一毛五。

加上之前两天零零散散捡的卖了两块三毛五，总共三块五。三块五。握在手心，

纸币边缘有些扎人，汗很快洇湿了上面的国徽。能买什么？小卖部最便宜的那种盐汽水，

一块五一瓶，能买两瓶，还剩五毛。或者三包“唐僧肉”辣条。仅此而已。为了这三块五，

他在臭气熏天的垃圾桶边蹲了三天，被蚊子咬了七八个包，手上不知道沾了什么脏东西，

洗了三遍还有味儿。值吗？不值。去他妈的不值。他把钱塞进裤兜，拍了拍手上的灰，

头也不回地离开废品站。竹竿？扔了。编织袋？扔了。这破烂，谁爱捡谁捡去。他李默，

不干了。回到家，用香皂狠狠搓手，直到皮肤发红。然后把自己摔在床上，

盯着天花板上一块水渍晕开的黄印，像朵畸形的花。楼下隐约传来小孩的嬉闹声，尖锐，

刺耳。他没想到，真的有人爱捡。---第二天下午，

李默被一阵特别嘹亮、特别密集的叽喳声吵醒。不是平常的玩闹，

里面掺杂着一种奇异的、兴奋的喧嚣。他烦躁地扒开窗帘一角，往下看。楼下的空地上，

平时孩子们踢球、跳房子那块水泥地，此刻成了垃圾分拣场。五六个小豆丁，

最大的看起来不过三四年级，小的那个拖着鼻涕也就一年级模样，正热火朝天地忙活着。

领头的是住三单元的张浩，小名浩子，三年级，精瘦，剃个锅盖头，行动敏捷得像只猴子。

他正指挥若定：“胖墩！你块头大，去掀那个蓝桶！丫丫，你眼尖，捡干净的纸壳！鼻涕强，

别看热闹，去那边看看有没有瓶子！”被点名的孩子们嗷嗷叫着，扑向不同的垃圾桶。

他们显然“装备”升级了——不知从哪找来的旧劳保手套，戴着明显大好几号，

手指头都撑不满；用来翻捡的不是手，是那种长长的、夹煤球用的火钳，

或者顶端磨尖了的粗铁丝；装战利品的也不是破编织袋，

而是花花绿绿、印着“超级飞侠”或“叶罗丽”的塑料购物袋，

还有一个甚至拖着个带轱辘的儿童行李箱，轮子碾过地面发出轰隆隆的噪音。他们分工明确，

动作娴熟得令人心惊。浩子一个箭步冲到李默昨天光顾过的铁皮桶边——那桶已经被扶正，

但周围又多了些新鲜垃圾——毫不犹豫地伸手进去掏，捞出两个可乐瓶，对着阳光看了看，

满意地扔进自己的“叶罗丽”袋子里。胖墩力大无穷，果然掀翻了一个半人高的绿色塑料桶，

稀里哗啦倒出一堆，几个孩子立刻围上去，火钳和铁丝齐下，精准地夹出里面的瓶瓶罐罐，

对混杂的果皮烂叶视若无睹。“哈哈！我找到个脉动！大的！

”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举着一个蓝色瓶子欢呼。“笨！那个不值钱！要透明的！

透明的才贵！”浩子老练地纠正，顺手从一堆废纸里抽出一个矿泉水瓶，拧开残余的盖子，

把里面一点水倒掉，踩扁，扔进袋子，动作一气呵成。他们吵着，闹着，

比较着谁的袋子更满，谁找到的瓶子更“高级”。汗水在他们红扑扑的小脸上流淌，

灰尘沾在鼻尖和手肘，可眼睛亮得吓人，那是一种纯粹的、发现“宝藏”的狂喜。

李默站在窗帘后，看了足足十分钟。一开始是愕然，然后觉得荒谬，最后，

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涌上来，酸溜溜，涩巴巴，还有点被冒犯的恼火。这帮小屁孩……学他？

捡他“剩下”的？还搞得这么……这么声势浩大，这么理直气壮？

他看见浩子把几个踩扁的易拉罐用力塞进行李箱，

拉链都快崩开了；看见那个叫丫丫的小女孩，为了一个滚到路边的矿泉水瓶，

差点被一辆路过的自行车蹭到；还看见他们围在一起，数着今天的收获，小脑袋凑在一块，

毛茸茸的，阳光照在他们脏兮兮却兴奋无比的脸上。他们真的卖掉了那些破烂。隔天，

李默看见浩子打头，后面跟着一串小尾巴，拖着鼓鼓囊囊的袋子和那个快要爆开的行李箱，

浩浩荡荡开往废品站的方向。回来的时候，每个孩子手里都举着点什么。冰棍，辣条，

泡泡糖。浩子最阔气，叼着一根“火炬”冰淇淋，奶油沾了一嘴，昂首挺胸，

像得胜归来的将军。“看见没？我就说能行！”浩子的声音尖细，透着得意，“明天早点来，

把东头那几个垃圾桶也翻了！”“浩子哥真厉害！”“跟着浩子哥有肉吃！

”小马屁精们叽叽喳喳。李默砰地拉上窗帘，躺回床上。胸口有点堵。三块五。

他为了三块五放弃了。而这帮小鬼，似乎从中找到了无限的乐趣和……财富？他嗤笑一声，

却没什么力气。接下来的日子，这片老小区成了儿童版“淘金热”的现场。

捡破烂的队伍日益壮大，从五六个扩展到十来个，年龄层进一步下探，

甚至有个走路还不太稳的、穿着开裆裤的小不点，也拎着个塑料袋，跟在大孩子后面，

捡他们漏掉的瓶盖或糖纸，神情专注。工具继续革新。

专门用来踩扁瓶罐的“工坊”——两块砖头中间架根木棍；甚至有了简单的“分拣流水线”，

塑料瓶归一堆，易拉罐归一堆，纸壳另放。他们还自发划定了“势力范围”，

哪几栋楼前的垃圾桶归谁“承包”，偶尔会因为“越界”发生小规模争执，

但很快又在浩子的“调解”和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和解。废品站老板脸上的皱纹都笑深了，

烟抽得更勤。孩子们换回来的零钱，变成了更丰富的零食、更贵的玩具、游戏厅的硬币。

他们脏，累，但快活冲天。这股风潮甚至惊动了家长。

起初有妈妈揪着耳朵把自家“小垃圾佬”拎回家，骂着“脏死了”“没出息”。

但看到孩子献宝似的举着用“劳动所得”买来的新铅笔盒，

或者主动上交“保管”的五毛一块，骂声渐渐变成了哭笑不得的纵容，

甚至私下交流：“别说，这群皮猴子，还真弄到点零花钱。”“锻炼锻炼也行，知道钱难挣。

”李默尽量避开这些喧嚣。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天气闷热，心也躁。有时半夜醒来，

会下意识竖起耳朵，仿佛还能听见楼下那些稚嫩而兴奋的喊叫。那三块五毛钱，还在裤兜里，

没花。像是某种证据，证明他曾经也试图做点什么，然后又轻易地放弃了。

这种认知让他不舒服。转折发生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周六下午。

孩子们照例在“清运”完几个重点垃圾桶后，聚在小区花坛的水泥边沿开会，

清点“战利品”并讨论“分红”。战果颇丰，塑料瓶就三十多个，还有一堆易拉罐和纸壳。

“去卖了，今天能分不少！”胖墩搓着手，眼睛放光。浩子却没立刻点头。

他坐在水泥台子上，小短腿晃荡着，

手里捏着这几天大家“集资”的公共资金——一个瘪瘪的、印着奥特曼的旧铅笔袋，

里面叮当作响，都是毛票和硬币。他眉头皱着，像在思考什么国家大事。

“卖……是肯定要卖的。”浩子慢吞吞地说，目光扫过小伙伴们脏兮兮的脸，“但我在想，

咱们老是捡，卖，买吃的，吃完没了，又得捡。”孩子们安静下来，看着他。

“这就像……就像动画片里，打小怪，只能赚一点点经验值，永远打不到大BOSS，

爆不了神装。”这个比喻显然击中了这群小游戏迷。他们纷纷点头，

露出若有所思（或者说似懂非懂）的神情。“那咋办？浩子哥？”丫丫问。

浩子从水泥台上跳下来，拍了拍**上的灰，

眼神里闪烁着一丝与他年龄不符的、赌徒般的锐利（或者说是天真到极致的狂热）。

“我昨天听我姑父打电话，说谁谁谁买彩票，中了好几十万！一下子就发了！”“彩票？

”孩子们面面相觑。“对！彩票！”浩子把奥特曼铅笔袋攥紧，“两块一张！

中了就是五百万！一千万！比咱们捡一年瓶子都多！

”这个数字显然超出了孩子们的日常认知，他们张大了嘴，发出“哇”的惊叹。

“可是……能中吗？”鼻涕强吸溜一下鼻子，表示怀疑。“不试试怎么知道？”浩子一挥手，

斩钉截铁，“咱们把这些，”他掂量一下铅笔袋，“还有今天卖废品的钱，凑一凑，

够买好几注了！万一中了呢？中了咱们就……就买下整个小卖部！天天吃冰淇淋！

玩最贵的游戏机！给咱们队每人买一辆真的、能骑的自行车！带变速的那种！

”描绘的前景太美妙，孩子们的眼睛瞬间被点亮的梦想塞满。

犹豫和怀疑在“整个小卖部”和“带变速的自行车”面前不堪一击。“我听浩子哥的！

”“买彩票！”“中大奖！”决议全票通过。那天，废品照常卖掉，收入并入“公共资金”。

浩子郑重地清点了总数：二十三块八毛钱。一笔巨款。他紧紧攥着这把零钱，

带着他最忠实的两个“副手”——胖墩和丫丫，如同肩负着神圣使命，

走向小区门口那家挂着红色招牌的福利彩票投注站。剩下的孩子们在后方翘首以盼，

激动又忐忑。投注站里烟雾缭绕，几个老彩民对着墙上的走势图指指点点。浩子踮起脚，

才勉强把胳膊肘架在冰冷的大理石柜台上，把那堆汗津津的零钱推过去，

努力让声音显得沉稳：“阿姨，买彩票。”售票阿姨看了眼钱，又看了眼几个小不点，

笑了：“小朋友，买彩票啊？自己选号还是机选？”浩子回头和胖墩、丫丫交换了一个眼神。

“机选！”他脆生生地回答。他们不懂数字，但他们相信“机器”的运气。

阿姨熟练地敲打键盘，打印机吱嘎作响，吐出一张小小的、长方形热敏纸。浩子用双手接过，

像接过圣旨。纸片上印着两行陌生的数字，还有“双色球”几个字。

他把彩票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奥特曼铅笔袋最里层，拉好拉链，紧紧捂在胸口。“走！

”他低声说，带着同伴们撤离。走出投注站，阳光刺眼。孩子们围上来，

七嘴八舌：“买到了吗？”“长啥样？”“能中吗？”浩子把铅笔袋捂得更紧，

小脸上是前所未有的庄严：“买了。下星期二开奖。都别瞎问，等着。”等待的一周，

孩子们依然捡瓶子，但心思显然不全在垃圾桶上了。他们常常凑在一起，

低声讨论中奖后怎么花，争辩是该先买小卖部还是先买自行车，

有时会因为分配方案吵得面红耳赤，又在浩子的“权威”下达成暂时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