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

“这些是被张威和他同伙打压、排挤、甚至逼走的员工名单。”我说，“联系他们，告诉他们，默然传媒欢迎他们回来。职位保留，薪资上调30%，过去一年的损失，公司双倍补偿。”

苏晴看着名单，沉默了。名单很长，有二十几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简单标注了离职原因和现状。

有些找到了新工作，但不如意。

有些还在待业。

最下面一个名字，用红笔圈了起来：周小雨。备注：仍在职，但上个月提交了辞职信，离职日期是三天后。

“这...”苏晴抬起头，“董事长，这些人加起来，一年的补偿金就要...”

“照做。”我打断她，语气不容置疑。

“是。”

“还有，”我补充道，“告诉周小雨，她的辞职信我驳回了。如果她一定要走，让她直接来找我。”

说完，我走向我的新办公室。

那间曾经属于前董事长，宽敞、豪华、能俯瞰整个城市的办公室。

推开门，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将整个房间照得通透明亮。巨大的实木办公桌，真皮老板椅，墙上的名家字画，角落里的绿植——一切都彰显着权力和地位。

我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

而是转身，看向走廊尽头，那间小小的、没有窗户的储物间。

那是我过去十一个月又二十三天的“办公室”——如果那能被称为办公室的话。张威说那是“临时工位”，等有空的工位了再给我调。但我等了近一年，始终没有等到。

那里只有一张破旧的桌子，一把摇晃的椅子，和一个经常坏掉的电灯。

我在那里写策划案，做报表，加班到深夜。

也在那里，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母亲的病情恶化了，需要立刻手术，押金三十万。

我就是在那里，跪下来求张威预支工资。

而他，从钱包里抽出五张百元大钞，扔在我脸上，说：“就这么多，爱要不要。不过小林啊，你要是实在缺钱，我认识个地方，一晚上能挣一千。就你这张脸，应该有人要。”

我记得钞票散落在地上的样子。

记得他轻蔑的笑容。

记得我蹲下身，一张一张捡起那些钞票时，指甲掐进掌心的痛。

记得我走出那间储物间时，走廊里同事们投来的目光——有同情，有鄙夷，更多的是漠然。

“董事长?”苏晴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

“没事。”我说，走进办公室。

我在那张真皮老板椅上坐下，椅子很舒适，符合人体工学，能很好地支撑腰部。

但我却觉得，远不如我那张破旧的、摇晃的椅子来得真实。

“苏秘书。”

“在。”

“把这张椅子换了。”我说，“换一把普通的办公椅。还有，把这些名画都撤了，挂上员工们的作品——摄影、绘画、书法，什么都行。每个月轮换一次，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展示。”

苏晴愣住了：“可是...这些都是真迹，价值...”

“照做。”我重复。

“是。”

“另外，”我看向窗外，这个我奋斗了三年、却一直觉得遥不可及的城市，“帮我联系全市最好的癌症治疗中心，以公司名义，设立一个‘员工家属重疾救助基金’。初始资金，一千万。”

苏晴彻底说不出话了。

许久，她才低声说：“董事长，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我拿起桌上的相框，看着照片中母亲年轻的笑脸。

“因为我知道，当你在黑暗中时，一束光意味着什么。”我轻声说，“而我，曾经是那个在黑暗中等光的人。”

苏晴沉默地站着，然后深深鞠了一躬。

“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她退出了办公室，轻轻带上门。

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满室的阳光。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很快接通了，那边传来一个温和的女声：“小默?怎么样?新公司还顺利吗?”

是母亲。手术后恢复得很好，声音听起来中气十足。

“很顺利，妈。”我说，声音是今天以来第一次有了温度，“同事们...都很友好。”

“那就好，那就好。”母亲笑了，“你要记住啊，对人要宽容，要善良。得饶人处且饶人，知道吗?”

我看着窗外，这个曾经让我觉得冰冷而残酷的城市。

“我知道，妈。”我轻声说，“我会记住的。”

挂断电话，我坐在那张过于舒适的椅子里，闭上眼睛。

下午两点，全员大会。

好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