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警察。不是因为偷东西，是因为我把隔壁男孩的手指打骨折了。

他偷我的裤衩，我等他翻窗的时候，一棍子敲在他手背上。他从二楼摔下去，

哭得整栋楼都听得见。警察问我为什么打人。我看着他笑。被打的男孩嚎叫，

说我是“傻子”，是“智障”。医生来了，给我做智力检测。题目很简单，三加五等于几，

苹果和香蕉有什么不一样。我全会，但我全答错了。

检测报告上写了一行字：智力指数无法评估，疑似智力发育迟滞。从那以后，

所有人都叫我傻子。傻子好啊。傻子打人不用坐牢，傻子说错话没人计较，

傻子做任何事都不会被怀疑。我是傻子。傻子不犯法。1断指十八岁生日那天，

福利院来了一对中年夫妇。女的穿着一件起球的红毛衣，脸上抹着不均匀的粉，

一笑起来粉就掉进皱纹里。男的穿着一件灰夹克，领口发黑，手指间夹着一根烟，

烟灰掉在地上，他也不弹。院长把他们领到我面前：“阿九，这是你的亲生父母，

他们来找你了。”我歪着头，露出呆滞表情，盯着他们看了三秒。女的眼泪立刻掉下来了，

扑过来要抱我：“我的闺女啊，妈找了你十八年啊！”我往后退了一步。

她的眼泪是挤出来的。左边眼睛比右边眼睛湿得快，说明她先挤了左眼。

男人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他手上有一道新伤，还没结痂，指甲缝里有黑色的泥。

“阿九，跟爸妈回家好不好？”女的伸手要拉我。她伸过来的手虎口有老茧，

不是干农活的茧，是打牌磨出来的。指甲剪得很短，边缘不齐，是自己咬的。

我把手背到身后，摇了摇头。院长叹了口气：“这孩子……智力有些问题，你们多担待。

”女的眼泪又掉下来了：“可怜的闺女，妈不嫌弃你，妈带你回家。”最终，

我跟着他们走出了福利院。不是因为我信了他们的话。是因为我想看看，这对花了十八年，

才找到亲生女儿的父母，到底想干什么。破面包车开了四十分钟，到了一个小村子。

房子没有粉刷，院子里堆着废品，一个年轻男人蹲在门口抽烟。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目光从我的脸滑到我的胸口，停了两秒。“就这？这也太瘦了。”女的从车上下来，

拍了那男人一下：“闭嘴。”男人叫陈卓，二十二岁，是我弟弟。

他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有黄色的烟渍，拇指和食指的指甲磨得很薄。

长期搓麻将的人才会这样。晚饭是白菜炖粉条，没有肉。陈卓吃了两碗，把碗往桌上一摔，

筷子扔在桌上，弹起来掉下地，他没捡。“妈，钱呢？”女的脸色变了：“小卓，

你姐刚回来……”“我问你钱呢！”陈卓一巴掌拍在桌上，碗弹起来，汤洒了一桌。

男的闷头扒饭。女的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递过去。陈卓一把抓过来，数了数，

脸色更难看了：“就这点？”“小卓，妈真的没有了。”陈卓把钞票往桌上一摔，

站起来踢开凳子，走了。我坐在角落里，慢慢嚼着粉条，看着这一切。吃完饭，

我主动去洗碗。站在厨房的窗户边，听到正房里传来压低了声音的对话。“明天带她去镇上，

让那老头看看。”男的声音。“十五万，少一分都不行。”女的声音。

“人家能看上这傻子吗？”“看不上也得看。小卓欠了三十万，下周不还钱，

人家要砍他的手。”声音空白了几秒。“那傻子要是不愿意呢？”“一个傻子，她懂什么？

就说带她去吃好吃的，她就跟着走了。”碗洗完，关掉水龙头，正房的说话声也停了。

我擦干手，回到西厢房，躺在床上，盯着头顶的房梁。木头已经裂了，蜘蛛在上面结了网，

一只飞蛾被缠住了，翅膀还在扑腾。我看着那只飞蛾，想了很久。第三天凌晨，

我等到了陈卓。他每天凌晨两点从奇牌室回来，走一条没有路灯的巷子。

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蹲在巷子拐角处，背靠着墙，数自己的心跳。夜风从巷口灌进来，

带着垃圾的臭味和远处的狗叫声。我的手指摸到了菜刀的刀柄，冰凉的，

刀刃在月光下闪了一下。脚步声传来，很重，拖着地走。喝了不少。陈卓的身影出现在巷口，

歪歪斜斜地走过来，嘴里哼着什么调子，听不懂。我站起来，走到巷子中间，挡住了他的路。

“哥哥。”我的声音很轻，像从井底飘上来的。歪着头，露出那个所有人都熟悉的呆滞笑容。

陈卓停下脚步，眯着眼睛看了两秒，认出了我。“**怎么在这儿？”他伸手推了我一把。

我没躲，肩膀撞在墙上，有点疼。“滚开，傻子。”他绕开我，继续往前走。可不是傻子，

哪有管自己弟弟叫“哥哥”的。我跟上去，走到他身后，从背后抽出菜刀。刀刃像一道闪电。

一刀下去。陈卓的右手食指飞了出去，在空中翻了两圈，落在地上。接着弹了一下，

滚进了路边的水沟里。血从他的断指处喷出来，喷在墙上，喷在我的脸上，温热的，腥的。

“啊……！”陈卓的惨叫声在巷子里炸开。他抱着右手跪在地上，浑身发抖，

血从指缝里往外涌，滴在地上，汇成一小摊。我蹲下来，和他平视，歪着头，

还是那副呆滞的表情。“哥哥，疼不疼？”陈卓痛得面目狰狞，抬起头看着我。

他的眼睛里全是恐惧，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嘴唇在发抖。“以后不要赌了，好不好？

”我把菜刀放在他身边的地上，转身走了。回到西厢房，我脱掉外套，叠好，塞在床底下。

衣服上有血，明天要洗。我洗了手和脸，血干了之后变成暗红色，搓了好几下才搓掉。

房梁上的蜘蛛已经把飞蛾吃完了，只剩下一对翅膀挂在网上，风一吹，轻轻晃。第二天早上，

警察来了。陈卓躺在镇医院里，断指接不上了。掉进水沟里，找不到了。

他一口咬定是我砍的，说那个傻子砍了他的手指。警察问我：“你砍了你弟弟的手指吗？

”我歪着头，露出呆滞的笑容：“什么是砍？”“就是用刀切。”“刀？厨房那个？”“对。

”“我没有。”我摇头，笑容不变。“我晚上睡觉了。”警察看着我，

又看了看那份智力检测报告，叹了口气。陈卓的父母，也就是我的亲生父母，

想追究我的责任。但律师告诉他们，一个被鉴定为智力发育迟滞的人，

不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而且陈卓欠了三十万赌债，不排除是债主报复。

没有人相信一个傻子能预谋砍人。陈卓出院那天，我站在村口看着他。他右手缠着绷带，

食指的位置空空的，绷带塌下去一块。他脸色发白，绕路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赌过。

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是因为他怕那个傻子。那个六十八岁的老头，听说我砍了弟弟的手指，

连夜打电话说不买了。我在那个家里又住了两个月。两个月里，

我每天早起喂鸡、扫院子、做饭、洗碗。没有人跟我说话，我也不跟人说话。

日子过得很安静，安静得像一潭死水。直到刘翠花，我那个亲妈，接了两个电话。

2反手第一个电话是半夜打的。刘翠花以为我睡着了，蹲在院子里，声音压得很低。

“……对，是个傻子，二十岁，能干活，长相还可以……五万？”“太少了，

至少八万……好，明天交货。”第二个电话在第一个电话结束后五分钟。“歪，王哥，

你那个价格太低了……”“好好好，下次有我再跟你说。”我躺在西厢房的床上，睁着眼睛，

听着院子里的声音。夜风吹动窗户纸，发出噗噗的声响。我在数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

三下。第二天一早，刘翠花笑眯眯地走进西厢房，手里拿着一件花衣服。“阿九，

妈带你去城里玩，给你买新衣服。”她笑得很好看，如果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的话，

可能会信。我乖乖地穿上那件花衣服，跟着她出了门。坐的是村里到镇上的中巴车，

车上人很多，挤得满满当当。刘翠花把我塞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她自己坐在过道边，

把我挡在里面。一路上她接了两个电话。同一个人。第一个：“……在路上了，别催。

”第二个：“……知道了，老地方。”她以为我听不懂。我听得很清楚。

中巴车颠簸了三个小时，到了县城。刘翠花拉着我下了车，七拐八拐，走进一条小巷子。

巷子两边是旧楼，墙皮剥落，地上有积水，空气中有一股尿骚味。她在一扇铁门前停下来，

敲了三下，停了两秒，又敲了两下。门开了。里面站着一个光头男人，四十多岁，

脖子上的金链子很粗，一看就是假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从我的脸滑到脚，

又回到脸上。“就这？”“能干活就行。”刘翠花陪着笑。“傻子，听话，不会跑。

”光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刘翠花。“先给你一万定金，剩下的交货的时候给。

”刘翠花接过信封，手指捏了捏厚度，脸上笑开了花。“好好好，明天这个时候，

我把人送过来。”“不是送来。”光头一副看傻子的眼神看她。“我们要换个地方。

”“你明天下午五点，把人带到城东的废弃砖厂，到了给我打电话。”“行行行。

”刘翠花把信封塞进口袋，拉着我走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光头。他也在看我，眼神复杂。

当晚，我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房间很小，两张床，中间一个床头柜，

上面放着一台老式电视。墙壁上有水渍，被子有烟味，枕头上有头发。刘翠花洗了澡，

躺在床上看电视，很快就打起了呼噜。我等了半个小时。她的呼噜声很均匀，睡得很沉。

我轻轻坐起来，从她的衣服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没有密码。

她这种人不会设密码，因为她记不住。通讯录里有一个号码，备注是“光头”。

我记下了那个号码。然后我继续翻着，找到另一个号码，备注是“老王”。

我编辑了一条新短信，以刘翠花的口吻发出去：“王哥，我又给你物色了一个货，三十八岁，

女的，能干活，便宜，三万。”“明天下午五点，城东砖厂。”对方很快回复：“什么样的？

”我打字：“正常人。”对方：“行，明天见。”我把短信删了，把手机放回刘翠花的口袋，

躺回床上，闭上眼睛。电视还开着，播着午夜购物频道，

主持人声嘶力竭地喊着“只要九九八”。我听着那个声音，慢慢睡着了。第二天下午五点，

刘翠花带着我到了城东的废弃砖厂。砖厂很大，红砖砌的窑洞一排排立着，

像一个个张开的嘴。地上堆着碎砖头和枯草，风一吹，灰尘扬起来，呛得人咳嗽。

刘翠花打了光头的电话：“我们到了。”光头声音带着滋啦电流声：“等一会儿，马上到。

”等了十分钟，一辆白色面包车开进了砖厂。车门打开，光头走下来，身后跟着两个男人，

一个高瘦，一个矮胖。刘翠花迎上去，笑着伸出手：“钱带来了吗？”光头没理她，

看向砖厂入口，又一辆车开了进来。是一辆灰色面包车。车门打开，下来一个中年男人，

穿着一件皮夹克，头发梳得油光发亮。光头皱眉：“这谁？”刘翠花也愣了：“我不认识。

”老王，就是这个皮夹克男人。他走过来，看了刘翠花一眼，

又看了看光头：“你们是一起的？”光头看看老王，又看看刘翠花：“你叫了别人？

”刘翠花摇头：“我没有……”我站了出来。“他是来买你的。”几个人同时看向我。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砖厂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妈，你要把我卖给人贩子。

”“我把你也卖给他了。”我指了下老王，露出呆滞的笑容。“我是傻子，

傻子说的话不能算数的。”刘翠花的脸色变了。光头看看我，又看看刘翠花，

忽然笑了：“这傻子有点意思。”老王也笑了：“三万，我要了。”“等一下！

”刘翠花往后退了一步。“不是，你们听我说……”老王一挥手，从灰色面包车上，

下来两个魁梧的汉子。走上前就一左一右架起刘翠花，往车上拖。“放开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老王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脸。“你是货。

”刘翠花拼命挣扎，高跟鞋蹬在地上，蹭出一溜灰。她扭头看我，

眼睛里全是惊恐和不可置信。“你、你不是傻子……”我歪着头，笑着。

刘翠花被塞进了灰色面包车。老王数了三万块钱，递给光头。光头接过钱，抽出一半，

塞进自己的口袋，另一半递给我。我没接：“我不要钱。”“我要她永远别回来。

”光头看了我一眼，把钱塞回口袋：“行。”灰色面包车开走了。

刘翠花的尖叫声从车里传出来，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被风吹散了。

光头看着车尾灯消失在暮色里，转头问我：“你叫什么？”“傻子。”“你真傻？”“你猜。

”光头的眼睛眯了一下，盯着我看了看，然后笑了。“有意思。以后有事找我。

”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递给我。我接过名片，上面印着“王光头”三个字，

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我把名片折了一下，塞进裤子口袋里。光头上了白色面包车，

飞快驶离。砖厂安静下来，只剩我和风声。太阳已经落山了，天边还剩一抹暗红色的光，

照在废弃的窑洞上，像血。我站在原地，看着灰色面包车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

刘翠花不知道，买她的人，是自己费尽心思找到的买家“老王”。

这个连面都没见过的人贩子，两人成交的第一笔生意，竟是买的她自己。

刘翠花后来被人贩子卖到了偏远山区，两年后才被解救出来。她逢人就说被傻子女儿卖了，

没有人信。傻子怎么会卖人呢？3楼下二十岁那年，我离开了那个村子。没有告别，

没有行李，只带了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把菜刀。菜刀是厨房里拿的，

用报纸包了好几层，塞在包最底下。我坐上了去城里的长途大巴。车开了六个小时，

窗外的景色从田地变成了楼房，从楼房变成了高楼。我在终点站下了车，

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看着人来人往。没有人看我。一个傻子站在街边，

和一棵树没什么区别。我找了一个月的工作。没有人要我。饭馆的老板看了我一眼，

说“满了”。超市的收银员问我会不会算账，我摇头，她叹了口气。

工地的工头问我能不能搬砖，我点头，他说“一天八十，干不干”。**了。工地在城郊，

正在盖一栋十八层的住宅楼。我的工作是搬砖。把地上的红砖搬到升降机上，

升降机把砖运到楼上。一天十个小时，中午管一顿饭，晚上睡工棚。工棚是铁皮搭的，

是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的那种。二十几个工人挤在一起，

汗味、烟味、脚臭味混在一起，让人分分钟想呕。没有人欺负我。不是因为大家善良，

是因为工头说了：谁敢欺负傻子，扣三天工资。我搬了一个月的砖，攒了两千块钱。

然后在城中村租了一间房。城中村在城市边缘，密密麻麻的握手楼挤在一起，

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头顶是全是电线和晾衣绳。上面挂着床单、**、尿布，风一吹，

像万国旗。我的房间在一栋六层楼的第四层。十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一个窗户。窗户外面是隔壁楼的墙，距离不到一米，伸手就能够到。房租一个月三百，

押一付三，我付了一千二。搬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我听到了楼下的声音。

“喵嗷……”猫的惨叫声，从楼下传上来，撕心裂肺的，像有什么东西被活生生撕裂了。

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往下看。楼下的窗户亮着灯，窗帘没有拉严，露出一条缝。

透过那条缝，我看到一个男人蹲在地上。一只手掐着一只橘猫的脖子，

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剪刀。猫的尾巴已经被剪断了，断口处血肉模糊，

爪子在地上刨出一道道血痕。男人把剪刀对准了猫的后腿。“喵……！

”猫的惨叫声在整栋楼里回荡。没有人开门，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报警。我关上窗户，

拉好窗帘，躺回床上。听着猫的惨叫，一声接一声，从高亢变得微弱，从微弱变得无声。

第二天早上，我在楼下看到了那只猫。它死在了垃圾桶旁边，浑身是血。尾巴没了，

后腿也没了，眼睛睁着，瞳孔散开了，苍蝇已经落在了它身上。我蹲下来，看了它一会儿。

那个男人是三楼的住户，姓吴，三十多岁，独居，在一家物流公司当司机。

这是我从房东太太嘴里打听到的。房东太太说这话的时候，压低了声音。“那个吴师傅，

神神叨叨的，你别靠近他。”“为什么？”“他……打猫打狗，

半夜有时候还能听到他自言自语。”房东太太缩了缩脖子：“反正你别惹他。”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晚上，又听到了猫叫。第三天晚上，狗叫。第四天晚上，我去了楼下。凌晨两点，

整栋楼都睡了。我穿着深色衣服，戴着帽子，从四楼走下去，站在吴师傅的门口，

听了一会儿。里面没有声音。他睡了。我走到走廊尽头，推开楼梯间的窗户，翻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