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英被调去了沟渠队。
那是全公社最苦的活儿。
整天泡在齐腰深的水里挖淤泥，蚂蟥、蚊子轮番上阵。
消息传来时，我正教小花跳皮筋。
“我嫂子，真厉害！”小花眼睛亮晶晶的。
“错。”我纠正她，“是她自己思想觉悟不够，组织帮她提高。”
小花似懂非懂地点头。
王桂香在旁边纳鞋底，小声说：“这下该消停了吧？”
我笑而不语。
人性这东西，我太懂了。
一个王红英倒下，会有无数个红眼病站起来。
果然，三天后，新麻烦来了。
这次不是知青，是本村人。
刘癞子。
村里有名的二流子，三十多了还没娶上媳妇，整天游手好闲，偷鸡摸狗。
他盯上了我晾在院里的那条海都连衣裙，的确良的，碎花，阳光下闪闪发亮。
第一次，他只是在院墙外转悠。
第二次，他试图跟建军套近乎：“你嫂子那些好东西，分哥点儿？”
建军被我训练过，板着脸：“我嫂子病着呢，你别吵她。”
第三次，他直接上手了。
那天下午，我去后院上厕所，顺便进空间吃了碗冰粉，回来就看见裙子不见了。
晾衣绳空荡荡。
王桂香在灶房做饭，没看见。
建军和小花去上学了。
只有赵建国在院子里编竹筐。
“我裙子呢？”我问。
他抬头，指了指院墙：“翻墙跑了。”
“你不拦？”
“你要我拦吗？”他反问。
我愣了下，笑了。
“不用。”我说，“正好活动活动筋骨。”
那条裙子，我早就动了手脚。
在裙摆内侧，用这个时代最普通的蓝黑墨水，写了一行小字：
“偷窃者**——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做正直的人”
字迹模仿了小学课本的印刷体。
刘癞子不识字。
但他做贼心虚，偷回去肯定要藏。
一旦被人发现，比如他那个爱翻他东西的老娘，这行字就是催命符。
果然，第二天就出事了。
刘老娘在儿子枕头底下翻出裙子，吓得当场瘫坐在地。
“夭寿啊！你这是要**啊！”
刘癞子也慌了，抢过裙子想撕，但的确良结实，撕不动。
他冲到河边，把裙子扔进了臭水沟。
这一切，被早起捡粪的老孙头看见了。
我适时登场。
先是让小花“偶然”发现晾衣绳空了，然后惊慌失措地满村找。
“我嫂子的裙子不见了！那是她姨妈送的嫁妆啊！”
全村动员找裙子。
老孙头犹豫再三，还是说了：“我看见刘癞子往河里扔了件花衣裳……”
大队干部带人去捞。
裙子捞上来了，沾满淤泥，但字迹还在。
阳光下，那行字触目惊心。
刘癞子被揪到打谷场，王队长气得脸发青：“你偷东西还敢诅咒领袖？！”
“不是我写的！是那娘们陷害我！”刘癞子嚎叫。
我被人搀扶着来到现场，看见裙子，眼圈立刻红了。
“这、这是我姨妈一针一线缝的……”我哽咽，“刘同志，你要是不喜欢我，可以直接说，为什么要糟蹋长辈的心意？”
演技满分。
围观群众义愤填膺：
“太缺德了！”
“还敢往领袖身上扯！”
“送他去公社！”
最后，刘癞子被定性为“盗窃集体财产，污蔑伟大领袖”，送去县里劳教三个月。
我拿回裙子，在河边仔仔细细洗干净。
赵建国蹲在旁边帮我打水。
“你早就知道他会偷？”他问。
“嗯。”我搓着裙摆，“这种人不给他个狠的，他会一直缠着你。”
“那字……”
“他自己心虚，怪谁？”我拧干裙子，水哗啦啦响，“再说了，我说错了吗？偷窃不该**？”
赵建国没说话。
但那天晚上，他主动来我房间。
我以为他要兴师问罪，结果他递给我一个小木雕，一只歪歪扭扭的小兔子。
“给你。”他说，“压惊。”
我拿着木雕，愣了。
“你刻的？”
“嗯。”他耳朵又红了，“小时候跟爹学过。”
我看看兔子，又看看他。
“赵建国。”
“嗯？”
“你是不是……”我凑近一点，“喜欢上我了？”
他猛地后退，撞在门框上，哐当一声。
然后转身就跑。
我笑得直不起腰。
这闷葫芦，太好玩了。
刘癞子事件后，我在村里的地位微妙地变了。
以前是“那个有病但有钱的知青媳妇”，现在是“不好惹的有病但有钱的知青媳妇”。
连王桂香出门，都有人主动打招呼：“桂香啊，你家静安身子好点没？”
王桂香刚开始还拘谨，后来也学会了：“唉，老毛病，得养。”
而我，继续我的高调生活。
每周两个包裹雷打不动。
海都的姨妈和京城的表叔，仿佛是我的专属采购员。
有时候是奶粉麦乳精，有时候是皮鞋毛线，有一次甚至寄来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这玩意儿有点扎眼，但我换了个方式显摆。
每天下午，我坐在院子里“养病”，让收音机在屋里小声放着样板戏。
门窗开着，声音飘出去。
《红灯记》李铁梅的唱腔一起，半个村的孩子都趴在我家墙头。
王桂香起初吓坏了：“这、这太张扬了！”
“怕什么。”我嗑着瓜子，“就说借来的，谁敢查，让他去海都问我姨妈。”
当然没人敢。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
赵家肉眼可见地变好了。
建军长了肉，个子蹿高一截。小花脸色红润起来，辫子扎得整整齐齐。
王桂香穿上了我给的的确良衬衫，走在村里腰板都直了。
赵建国……
他还是老样子。
白天沉默干活，晚上回屋睡觉。但我们之间有了些微妙变化。
比如，他会记得给我留热水洗漱。
比如，我随口说想吃鱼，第二天饭桌上就有了一条，他自己去河里摸的。
比如，夜里我装咳嗽，他会敲敲门，递进来一碗姜汤。
合约夫妻，处出了点室友以上的情分。
直到那个雨夜。
夏日的暴雨说来就来，电闪雷鸣。
土坯房漏雨，我屋里滴滴答答漏了三处。
赵建国冒雨爬上房顶补漏，我端着煤油灯在下面给他照亮。
雨太大，他浑身湿透，瘦削的脊背在闪电中忽明忽暗。
补完最后一处，他往下爬，脚下一滑。
我下意识伸手去接。
结果就是，我俩一起摔在泥水里。
他垫在下面，我趴在他身上。煤油灯摔灭了，四下漆黑，只有雨声和彼此的呼吸。
他的心跳很快。
我的也是。
“你……”他声音沙哑，“没事吧？”
“没。”我想爬起来，手一滑，又跌回去。
黑暗中，我感觉到他的手扶住了我的腰。
很烫。
“赵建国。”我忽然说，“合约里没写要你拼命。”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是我媳妇。”
雨还在下。
我趴在他胸口，听着那有力的心跳。
雨水顺着屋檐哗啦啦流，世界好像只剩下这个漏雨的院子，和泥水里相拥的两个人。
“起来吧。”最后还是我说，“地上凉。”
他扶着我站起来，两人都成了泥猴。
王桂香拿着毛巾出来，看见我们，“哎哟”一声：“快去换衣服！别着凉！”
我回屋擦洗，换衣服时看着镜子里的人。
脸红得像发烧。
“苏静安。”我对着镜子说，“冷静，合约就是合约。”
但心跳不听话。
那一晚之后，我和赵建国之间多了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还是沉默，但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
我还是嚣张，但在他面前，偶尔会忘记演戏。
七月，最热的时候，村里出了件大事。
公社要修水渠，每个生产队出十个劳力。
赵建国被选上了。
王桂香愁得睡不着：“那活儿累死人，前年隔壁村就累病了两个……”
建军说：“哥，我去替你！”
赵建国摇头：“你念书。”
我全程没说话。
直到出发前一天晚上，我把赵建国叫进我屋。
“这个带上。”
我递给他一个军用水壶，空间里拿的，但贴了层旧纸，看起来像用了很多年。
他接过，晃了晃，有水声。
“里面是盐水。”我说，“累了就喝，别省。”
又拿出两副手套，厚厚的帆布手套：“戴着，手重要。”
最后是一包饼干，用油纸包着：“饿的时候吃。”
赵建国看着这些东西，喉结动了动。
“静安。”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我……”
“别矫情。”我打断他，“你是我丈夫，你累垮了谁给**活？”
他笑了。
很短促的一个笑，但很好看。
“嗯。”他说，“等我回来。”
水渠工地在三十里外，要去半个月。
赵建国走后，家里冷清不少。
王桂香整天念叨，小花也蔫蔫的。
只有建军，拍着胸脯说：“嫂子放心，家里有我！”
我确实有点不习惯。
晚上没人给我留热水了，早上没人帮我赶走院里的鸡了，吃饭时对面座位空着。
第十天，村里有人从工地回来，说看见赵建国了。
“瘦了，但精神挺好。”那人说，“还问我家里咋样。”
我表面淡定：“哦。”
夜里却进了空间，翻出一罐牛肉干，装进旧罐子里，托人捎去工地。
没留名字。
但我想他猜得到。
第十五天，赵建国回来了。
黑了，瘦了，手上全是茧子。
但眼睛很亮。
他进门时，我正在院子里晒被子。
看见他，手里的拍子停了停。
“回来了？”
“嗯。”
很平常的对话。
但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打开，是一块桃酥。
工地发的慰问品，他没吃，留了一路。
“给你。”他说。
桃酥有点碎了，但很香。
我接过来，掰了一半给他：“一起吃。”
我们就站在院子里，分吃了一块桃酥。
阳光很好，鸡在脚下啄食，小花在屋里写作业。
很平常的一天。
但我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晚上，赵建国来敲门。
我以为他又要送东西，结果他说：“静安，我想学识字。”
我愣住：“为啥？”
“以后……”他低头，“以后能帮你看看信什么的。”
我看了他很久。
“好。”我说，“从明天开始，每晚我教你。”
他眼睛亮了，像星星。
第二天晚上，我们坐在煤油灯下。
我教他写自己的名字。
“赵——建——国——”
他一笔一划，很认真。手指粗，握笔笨拙，但写出来的字方正正。
“你的名字呢？”他问。
我在纸上写：苏静安。
他看了很久，然后照着一笔一划写。
写错了，擦掉重写。
写了十几遍，终于像样了。
“苏、静、安。”他念出声。
我心脏漏跳了一拍。
“继续。”我移开视线，“接下来学‘劳动最光荣’……”
日子就这样滑向秋天。
包裹依旧每周来，我还是全村最嚣张的病号。
但村里人渐渐习惯了，甚至开始觉得：“老赵家媳妇虽然娇气，但人不坏，还教孩子认字呢。”
直到九月底，新的风暴来了。
这次，是革委会的人。
而且，是冲着我那些“海都包裹”来的。
